百年前的历史照片-罗岗

卖地人

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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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万九千箱，总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沙俄、美国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锵四个字作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恼火。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毛主席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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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间，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1842年6月当英军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当时已经营了一百多年。宫内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为了消灭其掠夺罪证，这些强盗们又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这座壮丽的宫殿和园林，就是这样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

      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卖地人

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都是传教士。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伯驾于1855年被认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与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以特权，享受“治外法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宽容条款”使中国的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泰勒·丹涅说，“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诚如后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的那样：“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

卖地人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但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乱笔记》中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他论到传教士时说，“关于英美传教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传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白云村

支持卖地人！很明显，楼主在网上一连发帖是别有用心。先是贬低客家历史文化，嘲讽维系宗族情感的客家传统节日，后又鞭鞑中国社会制度及抵毀中国人的思想，并通过照片形式大肆宣扬西方文化。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楼主是彻头彻尾的“隐形”汉奸。

白云村

不管世界如变幻，中国一直是中国人的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华夏祖孙的骄傲！我们追求民主自由，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卖地人

白云村 发表于 2018/8/31 22:39
支持卖地人！很明显，楼主在网上一连发帖是别有用心。先是贬低客家历史文化，嘲讽维系宗族情感的客家传统节 ...

谢谢支持！我们都要做一个正直的有原则有底线的中国人，不能因为人家抛给你一根骨头就感动得摇尾乞怜。

蔡君平

很明显是大段大段引用教科书啦，我猜应该是个老师吧，如果是老师感觉是否多少要点思想性啊，老师说一大段一大段引用我们很少人会认真看的，试问有几个人会一段一段地读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不过老实说我读书的时候会啦而且很感兴趣，二十年前估计我也跟你一样，但多读点书后，发现很可笑，历史岂是你一个人在表演？难道真的有男主角，其他都是配角，反角？我想恐怕不能够吧？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就是狼子野心？分析一下事实背后的细节就是贬低？其实我发这些历史旧照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百年前的兴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并无其他目的。至于为什么引用的全是外国传教士拍的照片，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有这方面的照片，而不想这个举动不小心碰到卖地人先生的

蔡君平

痛处，老实说持卖先生观点的大有人在，我曾经也是，当时真以为有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也很想亲自砸掉，后来发现原来是假的，是为了宣传造出来的。楼上的提到租界，其实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租界的历史，说白了你看看沿海的租界，百年前都是荒山野岭，是清朝官府要求他们自己负责，结果在经营出青岛，上海，香港﹉

卖地人

继续你的表演，继续做你的洋奴二狗子！但你别诋毁历史，历史就是历史，活生生触手可及的历史，不能以你的意淫就可改变它！火烧圆明园的遗址还在，虎门的炮台依然在默默在看着船来船往！但愿你能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地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卖地人

在你眼里，悲伤的历史却是让人可笑，西方列强不是侵略我们殖民我们，而是来造福我们，人家抛给你一根骨头，你就对你的洋主子感恩戴德摇尾乞怜，试问，你还是华人吗？

蔡君平

估计就差一根棍子，如果有，估计卖先生恨不得砸烂显示器，当然也许是摔烂手机啦。这么偏执，希望兴宁人民不要学，劝你多读书少生气也听不进去，你只看过一本书，人家说什么就什么，跟你争论也是瞎扯，多读读不同角度的书，多思考一下，可以避免老年痴呆。

蔡君平

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被迫害妄想症，很想问问你见过外国人吗？你可知道你现在读的书大部分都是国外传进来的，两甲子之前中国可有数学这门课？有物理？化学？为什么现在有？那是因为我们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只有弱者才会这么怕被人融化，强者应该是吸收通话外来文化，当然跟你讲这些你也未必明白啦，也许不是听不懂，最难吵醒的是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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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老照片，直得留念。

蔡君平

如果，我说如果你真的懂历史的话，你可知道所谓的中国文化与源头中原的周朝差多远？中间经过多少流变，单说所谓的“五胡乱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少汉人士大夫有强烈的幻灭感，而“胡人政权”多为开放包容的政治团体，吸纳了东来的佛教，并本土化，经过北魏汉化和胡化交融，于是迸发出世界帝国大唐盛世，阁下可知李唐祖先拥护胡人血统，估计是胡化汉人，正是这个关陇集团开启了我们现在仍引以为傲的盛世。再下来宋辽金西夏并立时代，再到草原帝国元，哪一个不是汉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交融撞击，再到蒙古与明朝并立时代，更到奇妙的帝国——大清，满族人以汉人的皇帝统治内地十八省，在热河以草原可汗统治满蒙藏回，将中国疆域扩充至极限。再下来近百年，中国人通过不断细化，吸收了欧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成就当今天朝。为何不敢直面那段西化的历史，为什么不认真研究一下那段历史，整理出个所以然来，一味贴标签扣帽子，恨不得骂街。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就是教坏细佬。

卖地人

别扯了！洋狗子！历史由你来书写好不好，反正那些真实的写进教科书的历史你都不信！別扯了，二狗子，再扯就把你洋爹洋妈都扯出来了！

卖地人

大规模的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可上溯到明末清初，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先后渗透中国。由于清初国力强盛，外来传教上的活动基本上是在清政府控制的范畴之内。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与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北京条约》中，附带了允许外国传教上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条款。从此，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上凭借利益均沾的不平等条约为后盾，涌人中国内地，足迹已深人到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从通都大邑到僻远山村，到处可以见到传教士的身影。  上海的教堂和教会文化设施构成了新型宗教文化景观，它既是近代化的，也带有西方基督教殖民文化印记。图为1904年建于上海的徐家江.教堂，费时6年建成。这幢建筑，高耸的钟楼南北对峙，可容纳2500余人。  欧美的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炮舰的保护，在中国各地大兴土木，广设教堂。至19世纪末，派遣来华的传教土已达到3300余人。传教士已成为支势力庞大，手法多样,作用独特的侵华工具。这是在华主教合影。  传教士疯在发展势力。到十九世纪末，天主教教徒达到70多万人，基督教新教的教徒也达到8万余人。在这些投身教会的教民中，虽然也有部分真心信教的平民，但也不乏为害乡里、流氓无赖之徒。这些人一经人教以后，便以教会为保护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教会对此不法行为往往加以纵容袒护，以致民教矛盾日渐激化。西什库教堂位于北京西安门外。  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胡作非为，干涉中国内政，包揽地方词讼，私设刑庭，欺压百姓，甚至无视中国法令，蔑视中国地方行政官员，与中国的地方官平起平坐，俨然成了地方的太上皇。1899年3月清政府拟定《地方官接待传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相当于督抚，督抚应予接见，各级官员应按品秩以礼相待。从山东的地方官与外国传教士合影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些披着传教外衣的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何等耀武扬威！  近代来华传教士凭借其母国教徒和教会的经济资助，完善的组织机构，灵活的传教政策和丰富的传教经验，很快在上海打开局面。图为德国女传教士在上海郊区向船户传教。  传教士名为传教，实际上却从事与宗教活动并不相符的勾当。柏锡福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间谍活动，他以旅行为名携带的《长江全图》上，把沿江各炮台都作了标记。  传教上的肆意妄为，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其中山东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尤为激烈。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于1900年1月13日上星清廷，认为民教相争的原因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扶制、不能按约持平办案，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复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藉官吏之势力，大肆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姓郁闷之极，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卖地人

读下列材料： 近代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后，传教士、教民与普通民众不断发生冲突，史称“教案”。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教案一事派官员到民间密访。官民对话记录如下： 问：你们纷纷议论，都说要与法国传教士拼命，何故？ 答云：他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问：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 答云：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寸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 问：你们地方官同绅士主意如何？ 答云：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钟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止做我们的事。 问：譬如真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与他打仗么？ 答云：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拼著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二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教案予以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答案（表抄答案，解析更重要->戳这） （1）西方列强侵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提供了条件；中西文化的隔膜与冲突；官府的态度。 （2）反洋教是抵抗侵略的斗争；传教士有为列强在华利益服务的性质，客观上有助于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  3考点梳理（知识点同步练->戳这） 第一次鸦片..《天津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自乾隆后期中国就因“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大潮。在于外贸易时处于优势地位，使英国极为不安。鸦片战争始于1839年六月的虎门销烟，随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后因战事不利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背景： （1）国际：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迫切要求打开中国市场（根本原因） （2）国内：清朝统治的腐朽和闭关锁国政策 （3）借口：中国禁烟运动（1839年，林则徐） （二）原因和目的： 1、根本原因：工业革命推动西方列强为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扩张。  2、客观原因：中国衰落，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潜在市场广阔，而清朝闭关政策阻碍了西方商品大规模流入，必然成为西方殖民者武装侵略的目标。  3、直接原因和导火线：中英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 （1）早期中英贸易中国出超 （2）英国走私鸦片掠走白银 （3）清廷禁烟运动虎门硝烟 （4）英国借口发难 4、目的：  ①直接：维护鸦片贸易  ②根本目的：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商品输出 （三）结果： 中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 （四）影响：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①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由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③中国革命的任务发生变化：在反封建的同时，又反对外国侵略 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萌发 ⑤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外国入侵逐渐瓦解了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 ⑥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在外国的船坞工厂里产生了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 （五）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影响： ①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加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东南沿海地区的家庭纺织业和资本主义萌芽大量破产，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②外商企业出现，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两国国情概况： 17世纪中叶，中国和英国几乎同时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大动荡。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立宪制度，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取得了政权，而四年以后，中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发动的农民起义冲击下也轰然倒塌，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此后慓悍的满族骑兵杀入关内，建立了大清王朝。从此，东、西方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后的英国走上资本主义快车道，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清王朝建立后仍维护传统的封建根基，经济发展日益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因此，自17世纪以后，中国先进、西方落后的历史渐渐改观了。  200年以后，当西方的殖民船队再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见到的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国了。这个曾使西方人羡慕、敬畏的千年帝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19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国。 1、经济上 ①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先后用武力战胜了老牌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殖民强国，夺取了海外殖民的霸权。同时经济高度发展，工业革命已接近尾声，工业生产已经广泛使用蒸汽机作动力，机器生产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一半，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号称“世界工场”。此时的英国厂房林立，机器轰鸣，火车、汽船已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②当时的中国仍旧是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尽管在明朝中后期的丝织、制茶和采矿等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一贯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淹没在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民间的运输大部分靠人拉肩扛，最先进的也只是畜力车。曾经给中国带来荣耀和繁荣的封建经济已开始走下坡路，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政治上 ①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掌了权的资产阶级处处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甚至公开鼓励对外武力扩张，处处显示出新生政权的活力。 ②在中国连续运转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已腐蚀严重，运转不灵了。官吏昏庸无能、腐败成风。他们大肆圈占农田，收受贿赂。典型的例子是乾隆皇帝在位时的宠臣和坤，他在掌权的20多年里聚敛了大量钱财。嘉庆皇帝登基以后，抄了和坤的家，抄出的钱财相当于清政府国库十几年收入的总和。当时的中下层官吏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伴随统治阶级的腐化、无能，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清国的统治摇摇欲坠。  3、军事上 ①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实力强大，为了适应海外扩张及掠夺的需要，英国大力发展军事工业。19世纪的英国，陆军已普遍配备了枪炮。其中广泛使用的来复枪是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单兵武器。而且英国军队训练有素，作战方式有了很大改进。他们往往排列成5—10排的方阵，当前两排采取蹲式或立式进行射击时，后面的士兵填药准备；前排射击完毕，立即退到后排，由已准备完毕的士兵上前射击。这样，火力猛烈且持续不断。海军也实力强大。当时的战舰虽然多数靠风帆航行，但也有装备了蒸汽机的改进型战舰，这种战舰往往有两三层甲板，在高大的船体两侧各装备十几门乃至几十门大炮。它火力强，航行速度快，续航能力强。 ②当时大清国的军备水平极低。虽有号称八九十万的八旗、绿营兵，但武器落后且破旧不堪，步兵仍然使用沿袭了几百年的冷兵器，海军的战舰多数是船小、速度慢，而且经不起大风大浪，为数不多的海防大炮也多数是二三百年前制造的古董货。而常年养尊处优的清军将士则军纪散漫，很少操练，战斗力极差。  4、文化上 ①英国资产阶级在14—17世纪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冲破了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树立了讲求现世幸福，探索未知世界的冒险进取精神。文化思想的活跃，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并早在18世纪就已绘制出了较精确的世界地图。 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却一片死气沉沉。清朝入关以来，为了消除汉族知识分子的排满思想，巩固统治，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一方面竭力宣传孔孟之道，以三纲五常束缚人民的思想；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严酷的文化氛围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终日埋头书本，闭目塞听，思想僵化，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当朝的统治者更是自高自大，甚至当英国人的炮弹打到头上时，还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方圆几许，他们是怎么来的。 不言而喻，19世纪的中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相比，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已经落后了一大截，如此“天朝”实力想要抵御西方的入侵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西方殖民列强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悲剧便拉开了帷幕。

蔡君平

老卖，你竟然还好意思跳出来，说白了，我没看你写的是什么，一看一大堆，估计也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手啦，不知道有谁会真的看你掉书袋。本来不想搭理你，可是为了不让你这老朽的思想毒害兴宁人民，不得不说几句。如果历史真是你说的这样，你觉得逻辑自洽吗？不能以理服人，只能靠骂街，你觉得站得住脚？如果你真这以为，建议你不要住你现在的洋楼，搬回围龙屋住吧，不要使用现代科技，抱住你的被迫害妄想症退回原始社会吧。
    堂堂天朝，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不堪？不过跟见识这么浅薄的人说这样有什么用。
   你连基本的 就事论事的能力都没有，怎么配讨论。
   君可知北洋水师是世界第七强的海军，而今中国海军达到这个高度了吗？民国时代灿若星辰的大师，而今可有一二？

卖地人

传教士的恶行 16-12-11  xiaoyuan...  + 关注献花(0) 收藏 　　七、八十年代迅速发展壮大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众队伍，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神学，特别是对天主教、基督教发展史上的大事，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时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一版空白，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或者有人会问，那又怎么样？不是已经是历史了么？跟我现在的信仰有何关系？呵。我个人的看法是，历史上以宗教为名的悲惨事件，已经发生了很多，眼下正在发生，以后还会发生。 特转下文，供年青一代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朋友了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呀 馨竹难画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梵蒂冈教廷却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这些恶徒册封为‘圣人’，企图用鲜花来掩盖他们的丑恶罪行。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是无法人为掩盖和抹杀的。 服务于帝国主义经济掠夺 传教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政治和经济利益。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一八六０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它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一八六一年恭亲王奕忻奏：‘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 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一八八七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强行占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一千五百馀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参与贩卖鸦片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只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三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这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一八二五年十一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 部分所封‘圣人’罪行录 法国传教士文乃耳 一八六一年，因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理‘庆祝’《天津条约》乘坐紫呢大轿示威游行挑衅性举动，激起了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吏的反对，青岩镇的团丁把教会学堂焚毁。由于当时清政府对此案处理久议不决，次年，法国传教士文乃耳便怂恿教徒以抗捐进行报复，民教双方发生冲突，几至动武。地方官下令，以抗捐闹事罪名将文乃耳及四个教民逮捕处死。 法国传教士任德芬、汤爱玲 据河北景县县志记载，法国传教士任德芬、汤爱玲等在景州大地上站住脚后，恣意妄为。他们不择手段地发展教徒，纵令教徒借端抢劫，鱼肉乡里，对不信教的百姓任意侮辱、欺压，更有甚者，迫使众多非教徒离乡背井，东朱河就有几十户村民因不信教被排挤出村。任德芬、汤爱玲后被愤恨之极的民众杀死。 意大利传教士董哲西 意大利传教士董哲西仰仗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声势更加横行霸道，肆无忌惮。衡州府城北门外黄沙湾法国天主教总堂，借口扩充教堂，培植果园，霸占江东岸一带。他们贿赂县官，纵容地痞流氓，勒令当地农民、船户数百人限期迁徙。六月底，董哲西引诱衡阳县署钱漕马迪庵家中妇女入教，前往江东岸僻静处洗沐，更激怒民众，遂将董杀死。 吴国盛（贵州遵义龙坪人） 所谓‘圣人’吴国盛，在借助帝国主义势力传教同时，还耍地痞流氓的淫威，强迫他人入教。他被发展入教?开始传教后，凡他认识的人，只要经过他家门口，就硬性强迫进屋念经学道，连小孩也不放过。由于他用威势逼使数百人入教，因而引起了当时龙评场一方百姓的痛恨，称天主教为‘阎王教’。 罗廷荫（贵阳人） 贵阳郊外青岩地方各族人民按月当地习惯，纷纷走出家门上街‘?百病’（‘踏青’）。一群小孩高唱民谣经过天主教大修院门口时，所谓‘圣人’罗廷葫（贵阳人）和当时在场的四个传教士无端怀疑此举有辱天主教，便仰仗他们的院长是法国传教士伯多禄，气焰十分嚣张，竟速出来谩骂和驱赶，对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大打出手，致使多人受伤。 赵荣（贵州务川县人） 为了实现中国福音化、世界基督化，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保护下的天主教传教士对无宗教信仰者非常反感，尤其对其它宗教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圣人’赵荣唯我独尊，仇视他教。有一次路过佛教寺庙见到殿堂里的佛像，就认为这是触犯了天主教不拜偶像的戒律，是对天主至上的挑战，几棒就把佛像砸碎了。庙里的和尚认出他是个有洋人撑腰的天主教神甫，敢怒而不敢言。 收集情报支持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象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 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间谍，鼓吹战争，并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财富出谋划策，直接服务或参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 一些传教士在成为侵略军的走卒后，或在侵略军中服役、随军活动，或直接提供情报。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都成为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八百英镑和一千英镑。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典型。从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八年间，他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舨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及其它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任翻译。 一八五八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直接参与了与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一八六０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在传教士的带领下，首先绕道圆明园，抢夺园内的金银财宝，并劫走所有能搬动的珍贵文物。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殖民主义侵略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一八五七年一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

蔡君平

百年前兴宁就有大学，仅这一点就功德无量。前现代兴宁的经济落后自然不用说，但如果有新思想传进来，以诗书传家的兴宁人，自然是游鱼得水，至于你担心的什么外来的东西毒害兴宁人，只能说你是古板的兴宁人，你可知兴宁人自有“滑哥”的称号，会听你两句忽悠屁颠屁颠？我想绝大部分兴宁人不会啦，真有那么蠢的早给人搞死了。又说做了接近一百年的兴宁人，连兴宁人的这点习性都不懂，真是可笑。

很精彩的兴宁

蔡君平 发表于 2018/9/3 17:13
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被迫害妄想症，很想问问你见过外国人吗？你可知道你现在读的书大部分都是国外 ...

只有弱者才怕被融化，强者应海纳百川。说得好

卖地人

很精彩的兴宁 发表于 2018/9/4 11:49
只有弱者才怕被融化，强者应海纳百川。说得好

主要是当时你是强者吗？被列强瓜分，连说话权都没，何来“海纳百川"之说？

卖地人

蔡君平 发表于 2018/9/4 11:24
百年前兴宁就有大学，仅这一点就功德无量。前现代兴宁的经济落后自然不用说，但如果有新思想传进来，以诗书 ...

看来你做洋狗做惯了，洋人给你的什么都是好的，也不分清楚自己是站着做人还是跪着做狗！

蔡君平

以狗的角度看，谁都是狗。跟这种人吵这些真是玷污手指。

蔡君平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据维基百科记录，1850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将天主教传入广东梅州，到19世纪末信徒已发展到3000多人。外国传教士在梅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帮助穷苦人、启蒙教育，同时用镜头记录下了清末、民国时期梅州大量自然、人文影像。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数字图库就留存了不少的梅州老照片，让我们得以重温当时的乡土风情。

卖地人

还在继续做洋狗，你在这里汪汪汪叫得欢，你洋主人知道吗？告诉你，一个人要有民族气节，在国家被殖民的情况下，你连一点人格也没有！外国人给你点支持你就感恩涕零了？再给多点支持你恐怕就会去舔人家的脚趾头了！我们要的是民族尊严，我们有尊严了，即使再穷腰板都是直的！

卖地人

其实我们之间的争论很简单，就是要不要民族尊严的问题，我坚持一个人活着要有尊严，一个人即使再穷，只要有尊严，腰板都是直的，做人都是堂堂亮亮的！而你呢，因为洋人给的一点小恩小惠，就妄顾中国当年被殖民的历史，甚至还为列强唱赞歌，好象列强不是来瓜分我们霸占我们，而是象救世主一样来造福我们！这不是汉奸的嘴脸么？有一段时间我搞不明白汪精卫为什么去当汊奸，想当年他也是热血青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是他骨子里有当汉奸的基因！同样那些为列强唱赞歌的人，你也是有汉奸基因的人，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因为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卖地人

举个例子:有一天，有一强盗强行霸占了你的家你的房子，住进了你的房子，然后对你说，只要你乖乖的，我会每天给你点吃的，后来那强盗确实是每天给了你吃的，那么你是感恩涕零呢还是奋起反击？如果你感恩涕零，那么房子永远就是那强盗的了，而且你将永远在强盗面前跪着！如果你不要强盗那点吃的，奋起抗争，那么你的房子家园终将会从强盗手里夺回来！

卖地人

百年前强盗们在兴宁建的房子终归是带着殖民烙印的，那是强盗们的兴宁，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洋房，也要住进我们自己建的房子，因为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兴宁！

白云村

卖地人 发表于 2018/9/4 17:19
其实我们之间的争论很简单，就是要不要民族尊严的问题，我坚持一个人活着要有尊严，一个人即使再穷，只要有 ...

是的，说得非常有道理。这不是包容不包容的问题，对于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汲取、要利用，但是，我们不能容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包容之名否定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的文化。一些汉奸伪装成“学者”或者披着留洋“教授”的外衣，杜撰中国历史或编造江湖野史，迷惑网民迷惑读者，我们要擦亮眼睛识别这些卖国之徒。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论经历什么朝代更迭，在中国土地上奋斗的人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蔡君平

你承认争论就好，别动不动就爆粗，显得素质很低。

蔡君平

你承认争论就好，别动不动就爆粗，显得素质很低。

卖地人

蔡君平 发表于 2018/9/5 12:01
你承认争论就好，别动不动就爆粗，显得素质很低。

你否定中国被殖民的历史，美化洋教士在中国的破坏活动，建了几幢楼就把你感动成那样，这不是洋奴嘴脸么？我说你两句就说我“爆粗"，我还算文明了的，遇到脾气不好的，早不知把你骂成啥样了！因为这是公众平台，不能倡导洋奴哲学！

卖地人

白云村 发表于 2018/9/5 11:31
是的，说得非常有道理。这不是包容不包容的问题，对于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汲取、要利用，但是，我 ...

不怀好心的洋教士建了几幢楼就把他美成那样，要是给他黄金美女恐怕得喊洋人为爹了！

卖地人

洋教士在北京的罪行 (转贴) homunculus 2009-07-25 14:35:14 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义和团运动时期洋教士在北京的罪行  陈清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一百年前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把反对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反对列强瓜分和抵抗八国联军结合起来而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狠狠地教训了入侵者，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亡国危机起到了挽救的作用。周恩来对义和团运动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献出生命和鲜血的义和团先烈们，丹心碧血，将青史永垂。 　　  为“基督文明”而战的八国联军（许多传教士也不例外）在攻打北京和北京陷落后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全部罪恶是罄竹难书的；西方在华的强力传教与“护教”军队在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极端痛苦与屈辱，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本文仅就义和团运动时期，洋教士在北京的暴行，略作叙述，以兹纪念义和团运动并缅怀先烈。 　　  义和团运动期间，洋教士无恶不作，始终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从干涉、参与武装镇压到抢劫，直至设计进一步侵华方案，欠下了中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  19世纪末到1900年春，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和京津迅速发展，帝国主义大为震惊，列强公使纷纷出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严惩义和团，以后又发展成八国联军侵华。洋教士也兴风作浪，推波助澜。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他早在山东时就用各种手段抢占房地产，以扩展他的地盘。他以《字林西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大写文章、广造舆论、诬蔑和谩骂，并要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于1899年12月2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了下列电报：“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20个县迅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办，则庞庄— 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64页）同年《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疾呼“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了”。明恩溥还亲自出面控告鲁西道台吉灿升，平原县令承泗、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和屠县的秦应举等，“惩办拳民不力”。袁世凯任代理山东巡抚后，他又和袁商讨有关镇压“大刀会”事宜。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竭力参与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的活动。 1900年春，李提摩太到美国出席“环球基督教会议”和“布道差会会议”。在会上，指陈中国局势的严重，预言不久将有“变乱”发生，要求各个传教机构采取共同行动，设法弭止。接着又到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政府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返华途中，他听说义和团运动已经由直隶发展到许多省份，便发电给上海的英国总领事，转请英国首相要求中国各省督抚对在华英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如有事故发生，惟该督抚是问，提供了“东南互保”思想的端倪。  　　1900年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区法籍主教樊国梁致函毕盛，因义和团在京师及直隶发展迅猛，请法国武装人员驻北京，“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蓝皮书》，第72页）  　　1900年5月末，传教士们一再向荣禄、裕禄、顺天府尹和总理衙门发出紧急函件，要求他们迅速镇压义和团，保护洋教势力。樊国梁写信给荣禄说：“……即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城、霸州等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教民于水火之中也”。“若不作速想法严办”的话，列强将“护教弭乱”，将要 “仿效占据胶州之故事”，各国军舰“将衔尾而至”，“数平匪乱”。（樊国梁、林懋德：《信稿录存》1900年，《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23页、26页、20页）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7月14日，天津陷落，在准备向北京进军时，联军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 　　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总会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们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1页－72页］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透露：“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 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传教杂志》 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除天主教传教士外，基督教一部分传教士也有人担任情报官的职务，丁韪良、明恩溥等都脱去了道袍，成为翻译官，并拿起了武器。义和团开始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馆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在天津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被英国远征军雇用，任远征军情报处官员，随联军进攻北京，他还带几名中国教徒充当便衣密探。据他自己说：“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等于航海图对船长一样。…… 在我们出发前5天，首先派出两名基督徒学生充当密探，……当他们回来向我们报告时，我把他们带到司令部，……他们提供的全部情报在地图上一一标明。……这已成为每天的日常公事”。（《传教杂志》 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宝复礼在跟随联军打到北京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据他自己的叙述：“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 通常是把他们编成12人或20人一队去拖船或推车。……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射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得的情报给情报处”。（《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80－81页，第101－ 105页）他又说：“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把窦纳乐的一封急信出示给我看，……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适宜的地点，并附有一份作战计划书。……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去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使联军多走三英里路，这将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们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门为外城的东门）打进城去。我的意见被采纳。……13日黄昏，先头部队出发后，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两点钟跟随将军率领步兵团出发攻城”。（《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101页－105页）实际上宝复礼早在被英军雇用前就已为他们效劳了。1900年7月14日八国侵略军攻陷天津。宝复礼奉命带一名骑兵上尉去搜查总督（裕禄）衙门，把总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带走。  　　从以上可知，所谓“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其伪装，成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武装侵略的行列。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烧杀掳掠，“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义和团》第1册，第90页）他们在北京下令大杀、大抢、大烧三天，实际上岂止三天。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就连后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也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义和团》第3册，第123页）当时各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各国公使及其随员，也都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以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下令教徒抢劫，樊国梁自己也参与这一行动，从8月18月开始，连续抢劫了8天。1901年樊国梁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时承认了这一事实。他说：“我们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 …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遣使会年鉴》 1902年（合订本），第69页）樊国梁于是公然出了“布告”下令教徒抢劫，并规定教徒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入一处，然后大家均分。命令如下：“（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抑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基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页－ 230页）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的报道称樊国梁仅在一处王府立山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100万两银子。樊国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抢劫，但他只承认抢劫了二十万零四十七银两又五十枚”。［《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页－123页］八国联军是同天主教传教士一起进行抢劫的。1900年12月14日，法国的《北方醒报》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陈述道：“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天主教的传教士还到各个县勒索巨额赔款。  　　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一样疯狂地参与了抢劫的活动。丁韪良也是抢东西的强盗。他对当时的北京情况是这样描写的：“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惶逃跑，他们的衣橱里塞满了值钱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137页）丁韪良承认自己“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他还描述了美国公理会都春圃牧师在一处王府抢劫的情况。他说：“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通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37页）  　　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更为疯狂，可谓是典型。他在使馆解围前就已动脑筋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选了他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占领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客户家中进行抢动。他的一部分亲笔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强盗行径。如8月20日从蒙古王府他写的信中称：“由于我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做一个王子对待”。他在8月29日的信中说：“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们将尽快地把这些财宝全部运到美国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9月18日的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博恒理：《梅子明传》，第190页－191页，195页－199页）梅子明还将劫物进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并要他们供出义和团人员的去向。他还不时地跑到乡间去强迫派粮、派食物，要他们运送到侵略军的军营中去等等。  　　传教士们还到处任意勒索赔款，“用人头抵人头”杀害无辜农民和索取银两。从1901年到1902年，仅北京和直隶自筹赔偿给教会和传教士的银子竟达11124012两，这些都是在签订条约之外的额外勒索。  　　对传教士们的强盗行径，李佳白在1901年美国出版的《论坛》杂志上，发表题为《抢劫伦理学》一文中却为之辩护。他说：“抢劫是战争的战利品，倘若中国人不愿被抢劫，他们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 “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他还对自己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憾。可见这位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对当时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暴行作了义正辞严的谴责。他写了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01年2月出版的《北美评论》上。他首先引用了一段1900年 12月24日《纽约太阳报》刊载的该报记者钱伯兰从北京梅子明处直接采访的消息：梅子明“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声称：他所索取的赔款，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还算是适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个被害者索取五百两银子”。  　　接着，马克·吐温评论说：“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马克·吐温的正义谴责击中了要害，使这些干坏事的传教士张惶失措，美国的反动势力也为此慌了手脚。  　　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为帝国主义强盗设计了义和团运动后如何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方案。  　　1900年7月14日，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重弹他在维亲运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内容如下：“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2、每个能派遣10000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2人为阁员。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2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个或几国的利益；5、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6、应组织一个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国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页）  　　同年7月，丁韪良也草拟出《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叫嚷：“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的帝国（指中国）瓜分了，使中国跟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出现一个新秩序”。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张，向各国公使提出新的主张。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 “以华制华”的方案。其内容有：“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利；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 4、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丁韪良进一步提出：“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间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和痛苦磨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不可能达到目的”。（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45页－147页）  　　同年9月28日，丁韪良在路经上海的返美途中，在上海的新天安堂（英侨礼拜堂）发表演说，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些“新” 的“意见”，即“若能有一个由外国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来指导这位年青的皇帝进行治理中国，和平与秩序就可以恢复。像目前这样的暴乱必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为此目的，就必须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兵工厂或加以推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掉它的爪子。……”（《北华捷报》1900年10月3日，第 729页－730页）这一番话中其狰狞面貌完全暴露无遗。  　　很显然，丁韪良的新“计划”，是要求由各国组织“联合委员会”，通过扶植傀儡来控制清政府，并实施对中国的“改革计划”，使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共管下的殖民地，而所保留的仅仅是傀儡政权的外壳。  　　丁韪良后来又写了《北京被围，中国抵抗联军》一书，除了恶毒地攻击义和团外，还为美帝国主义出谋划策。他在提出“以华制华” 政策之后，又为美国提出了领土的要求。他说“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 60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丁韪良揭开了“善良的传教士”面纱，显现出了殖民主义者的原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 　　         以上仅是洋教士在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一部分，已可见他们侵略中国的活动，猖狂到了何等程度。洋教士参与镇压义和团的罪俱在，不容抵赖。   光明日报2000年09月22日

蔡君平

搞笑，你觉得你说的话有逻辑关系吗？研究百年前的兴宁历史，怎么就洋奴，认洋人为爹了呢？这是什么逻辑，只能说狭隘的种族意识蒙蔽了你的良知，认为但凡外来的东西必定是不好的。在我看来却是传统兴宁注入新的元素，就像现在麦当劳、肯德基这样外来品牌进驻一样，你好好看看百年前兴宁人民孱弱苍白的面孔，再看看你现在的大肚腩和双下巴，过去一百年是兴宁迎来的二千年的大变局，传统社会的节奏不断加剧。兴宁基本上每个镇都有教堂，如果你说这是什么毒害，我只能说你的人格有问题，兴宁几万信徒聆听福音，精神得以寄托，此乃莫大慈悲。

蔡君平

正是你们这种人，毁掉了兴宁的真实历史，让我们无法深入研究，你们以道德高地的自我标榜，毁掉了绝大多数文物，恶意修改历史，压制了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场景。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兴宁的普通市民，那里需要你的那种仇外情绪，我们不需要网上收复台湾，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享受她处赠予，并在这块土地上吸收各种养分，美化我们的兴宁。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花的想法，只会摧毁兴宁的生态，让兴宁人民生产在贫困的边缘。

蔡君平

我们研究佛教什么时候传入兴宁，基督教什么时候传入兴宁，这些思想传入对兴宁人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才有意义。一上来就这是洋人的东西，你这洋人的狗！！你觉得有意义吗？连基本的面对事实的素养的没有，这是要不得的，如果真是老师的话就误人子弟了，不过相信你没那么素质啦，应该就是个普通的五毛啦。

蔡君平

口口声声民族尊严，还洋人知道了，典型的穷人又怕别人看不起的心态，这样还讲什么民族自信，我不明白我们有什么可让人家看不起，你这种心胸，估计是根源。

卖地人

你口口声声对百年前兴宁的洋教士感恩涕零，还不承认是洋奴、洋狗？我从不反对外来文化，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民族尊严和自主权，清末的中国，列强瓜分中国，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无自主权，丧失了民族尊严，这一时期的那些所谓传教士进入中国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列强服务的，可以说是带上殖民主义烙印，我前面也发了那么多事例和证据，你却视而不见，反而理涛涛的，把那l些传教士说成是中国的教世主似的，这一点还不充分说明你汉奸洋奴的嘴脸吗？那一时期洋教士建的所谓教堂学校医院根本不值一提，反而是对中华民族的刺痛和耻辱，试问你发这些照片居心何在？你发照片就算了，我刚开始说它们是"带上殖民烙印"的，你就不爽了，一直在那和我争论，一直在为那些洋教士涂脂抹粉，你洋奴嘴脸昭然若揭！你现在居然拿麦当劳肯德基之类来比较，把我说成是反对外来文明的老古板似的，我说你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我似现在是什么社会？清末是什么社会？麻烦你去比较一下！我们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人有尊严，那些外来文化是为我所用为我们服务的！而清末时期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活得如同狗一样，那些外来的文化实际是对我们思想文化的侵略，这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劝你多做些有益身心有益社会的善事，少在网络宣扬你的洋奴哲学！

白云村

卖地人 发表于 2018/9/5 18:42
你口口声声对百年前兴宁的洋教士感恩涕零，还不承认是洋奴、洋狗？我从不反对外来文化，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 ...

有理有据，酣畅淋漓，为卖地人的才华点赞！

卖地人

白云村 发表于 2018/9/5 20:47
有理有据，酣畅淋漓，为卖地人的才华点赞！

本来不想多说他了，但他一直咬着不放，我也只好陪他玩玩了。

白云村

“研究百年前的兴宁”“研究基督教如何传入兴宁”……伪学者洋教授的嘴脸暴露无遗，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卖国汉奸吗？哈哈哈……

蔡君平

笑死人了，不知道谁咬谁。好一个伪学者洋教授，虽然我不是什么学者教授，没想到洋教授也是骂人的话啊？研究研究兴宁历史就成卖国了，你说好笑不好笑，也就是有一天你爸想知道他的爷爷的爸爸做过什么，估计你们都会跳起来揍他说他为老不尊，试问一下你知道你上三代叫什么名字吗？知道他们的故事吗？以你们这种为人，可悲、可悲。

蔡君平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也没去过教堂，但我身边有基督徒，在我看来他跟我们没什么区别，而兴宁存在大量基督徒，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认识的基督徒都非常谦虚和善，根本没有你们这样张牙舞爪的嘴脸。佛教传入兴宁的历史接近两千年，基督传入兴宁也不过百来年历史，他们传入的时候都受到了本地人强烈的打压，但还是有包容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而佛教已融入绝大多数兴宁人的生活之中，基督的影响也不断在扩散，试想兴宁现在也多少人过圣诞，其实深入去研究一下这些历史，有什么不好，哪里就将你脆弱的国卖掉了？如此玻璃心，你还是少在世上走吧，免得到处受伤害。
      历史是很多面相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你们那个战争年代的人，个个都斗鸡心态，看到陌生人首先就想到是不是奸细是不是鬼子，甚至平时跟邻居也斗得要死要活，多少兴宁人因为争田水而死于邻居的锄头之下；而今你们的时代逐渐远去，我们这代是不是可以以更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力图恢复她本来的面目，而不再以斗争为纲不再政治挂帅，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再仔细一想，那个时代真的每个人都跟你们一样是至斗鸡？恐怕大多数是被胁迫善良民众吧，这才是典型的传统汉人。

蔡君平

如果你真的是跟我讲历史，而不是抄政治教科书，麻烦你去翻一下那个时代的原始档案，不要看后来人写的东西，你看的全是成王败寇是逻辑。首先第一个你跟我讲国家，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民族国家是很晚近的事，我们现在所处的民族国家的真正成型是在中日战争过程中构建成的。至于你说的什么清末，那就是九不搭八，首先那个时候是帝国体制，是前现代国家，帝国没有固定的国界线，讲的是“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是个“天下”的概念，而这个天下是变动的，满清入关逐步将汉地十八省纳入版图，直至乾隆设新疆省，中国版图扩至极致，其实帝国的版图是一直在波动的。
至于你说的民族尊严，那就是更加莫名其妙的事情了，似乎你是在告诉我们那段历史我们很委屈，你不可以触碰，我们无非就是想展示一下百年前兴宁是怎么样子的，然后看看谁有九十年前的啊，八十年前的啊，六十年前，直至今天，大家可以通过一组照片来感受兴宁的历史变迁，这与你的民族尊严何碍？因为这些相片是传教士拍的？因为他们拍的是他们的教堂，他们的教友？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你很自豪的事情，那就是这些全部都给你们毁掉了，在兴宁估计都很难找到他们的遗迹，坪塘教堂本来是他们在兴宁的总部，他们曾经在那里办了兴宁第一所大学，当然是神学院，早已被你们毁掉了，已经被埋在烟尘之中，不过让你刺耳的是他们传递的福音仍在兴宁的地图上传播，那哪有如何，这些只会让兴宁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变得更好，而不是你口口声声的什么尊严。

蔡君平

如果你真的是跟我讲历史，而不是抄政治教科书，麻烦你去翻一下那个时代的原始档案，不要看后来人写的东西，你看的全是成王败寇是逻辑。首先第一个你跟我讲国家，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民族国家是很晚近的事，我们现在所处的民族国家的真正成型是在中日战争过程中构建成的。至于你说的什么清末，那就是九不搭八，首先那个时候是帝国体制，是前现代国家，帝国没有固定的国界线，讲的是“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是个“天下”的概念，而这个天下是变动的，满清入关逐步将汉地十八省纳入版图，直至乾隆设新疆省，中国版图扩至极致，其实帝国的版图是一直在波动的。
至于你说的民族尊严，那就是更加莫名其妙的事情了，似乎你是在告诉我们那段历史我们很委屈，你不可以触碰，我们无非就是想展示一下百年前兴宁是怎么样子的，然后看看谁有九十年前的啊，八十年前的啊，六十年前，直至今天，大家可以通过一组照片来感受兴宁的历史变迁，这与你的民族尊严何碍？因为这些相片是传教士拍的？因为他们拍的是他们的教堂，他们的教友？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你很自豪的事情，那就是这些全部都给你们毁掉了，在兴宁估计都很难找到他们的遗迹，坪塘教堂本来是他们在兴宁的总部，他们曾经在那里办了兴宁第一所大学，当然是神学院，早已被你们毁掉了，已经被埋在烟尘之中，不过让你刺耳的是他们传递的福音仍在兴宁的地图上传播，那哪有如何，这些只会让兴宁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变得更好，而不是你口口声声的什么尊严。

卖地人

我好说歹说，你还是坚持你的歪理邪说，在你看来，百年前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根本就没什么中华民族，我们中国的历史都是成王败寇，统治者写的，那么这样一来，你为列强的入侵找到了很好的借口:他们是为造福中国而来，不是瓜分不是霸占，没有列强的″造福"，你中国可能要落后几十年！所以你就应该对列强感恩戴德！我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我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为了给百年前入侵我国的列强涂脂抹粉，你不惜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居然说我们当时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试问，你还有一点点良心吗？你身体里流淌的还是中华民族的血吗？我敢说，如果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一定是一个丑陋无比的汉奸，比汪精卫更可恶的汉奸，因为你完全可以说:“你中国完全没有成形，是日本人来帮我们建设国家的"！要是面对面见到你，我肯定要抽你几个大嘴巴！我要抽醒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再这样下去，你都不配再做一个中国人了，你只能做一条狗，一条对洋人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你也不配做兴宁人，兴宁不需要你这梓的狗去研究兴宁历史！因为你不配！希望你不要再说了，再说只会让我骂你骂得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