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晋南事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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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晋南 (1909—1999)

伍晋南原名伍晋兰。1909年出生在广东省兴宁市新圩镇虎洞村大山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正是军阀混战，豪绅掠夺，哀鸿遍野的年代。由于连年混战，横征暴敛，穷苦人过着衣不遮体，终年不得温饱，牛马不如的日子。伍晋南的降生给家中缺吃少穿，度日如年的父母增添几分忧愁。为了他能有一条活路，忍痛将他卖给别人。

收买伍晋南的人家并不富有。父亲是常年在外做藤椅的工人，每年寄回二三十元钱供家使用。生活主要靠母亲种地维持。尽管贫困，望子成才的父母还是把他送入本村私塾读书。伍晋南从七岁开始一边放牛，一面读书，直到14岁入区高小学习。

1924年，广东军阀王任环在五华设立军官讲习所招收学生。15岁的伍晋南被亲邻伍名卿(其子在王任环部下任团长)保送到讲习所受训。训练三个月时，国民革命军东征打到五华，军官讲习所向平远败退，他乘机跑回家中。第二年从区高小毕业，渴望求学的伍晋南很想继续读书，因父亲去世，家中无力供给学费，他便自己活动求得祠堂和亲朋的帮助，终于得以进入县立中学读书。

1926年即在县立中学学习的第一年，伍晋南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参加了由党领导的择师运动。学生运动将昏庸无能的校长张伯吴推翻，成立了由学生组织的教务委员会，他被选为委员。同年11月由伍俊光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参加了冬季在汕头召开的广东潮州、海、陆、丰劳动童子团代表大会，阶级觉悟和对革命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回到兴宁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1927年4月，由兴宁县立中学党支部介绍伍晋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波及到兴宁。兴宁县暴发了农民暴动，伍晋南担任暴动队的交通员，从此走上革命征途。

暴动后，伍晋南随队伍出发，进入到鸡鸣山(兴宁、梅县交界地方)，成立工农讨逆军，他任讨逆军的宣传员。由于敌人不断围剿与进攻，讨逆军于1927年冬解散。当队伍失散时他正负责带管三个土豪藏在群众家里，因为环境险恶，无法隐敝，他将土豪放走，回到家里，与党失去了联系。

大革命的失败，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念，他在参加革命活动中革命思想得到了深化，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不畏敌人的白色恐怖，积极寻找组织。三个月后，1928年春经党员冯宪章介绍到梅南任小学教员。到梅南后，梅南区委书记熊光与他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并决定留党察看三个月。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的审查。1928年6月，察看期满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被区委派到白少支部任书记。10月调任梅南区委书记。1929年4月，伍晋南到五华县委任巡视员，后调任五华县赤卫大队政委。

1930年，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党组织派他到兴宁县委工作。到兴宁后，因联络机关被破坏，找不到兴宁县委，便潜伏在同志(潘辉修)家中住下。

1931年因难于找到组织，伍晋南化装到了红军独立三师被李井泉同志留下任独立三师青年科长。从此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继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融进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他的履历表上有着这样的记录，1931年江西赣南参加红军历任：独立三师青年科长、组织科长；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长；陕北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一二〇师716团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吉林省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吉林省吉北地委书记；安东省第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安东省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北江地委书记兼北江军分区政委。全国解放后任粤北区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粤中区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广西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主任、党校校长。陕西省政协副主任。

1945年，伍晋南作为党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毛主席、刘少奇、陈云亲自与他谈话，让他带一批干部回广东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他带领100多名广东干部随军南下。行至太行山，接到中央电报，说日本投降了，广东干部队伍停止南下，立即转赴东北。受中央之命，伍晋南率领干部队伍即刻奔赴东北。他们靠着两条腿走路，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沈阳。

11月10日东北局决定在长春成立吉林省工委、任命张启龙为工委书记、伍晋南为副书记。按着东北局的指示，他立即赶赴长春与先期到达长春的张启龙同志共同开辟吉林省的工作。

光复后的长春乃至全省，情况错综复杂。苏军在日本投降后，将驻东北总司令部设在长春，对长春、吉林、延吉等地实行军管。根据东北光复前夕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将中长铁路沿线及各大城市交国民党接收，不允许我党在大城市驻军、设党政机关。国民党为“和平劫收”东北，在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和保安长官司令部。东北行营指挥各地国民党党部网罗日伪残余，搞起地下军、先遣军、挺进军、成为强占东北的别动队。由于日伪14年法西斯统治，我党在吉林省基础薄弱，人民群众对我党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开辟党的工作是很艰难的。

面对困难，伍晋南没有丝毫畏难情绪，他积极协助张启龙同志开展工作。他们以长春、吉林、延吉为中心开辟党的工作，即在健全省各级领导机构的同时，派干部到各地组建地(市)、县级党委和民主政府，扩编部队，建立地方武装领导系统，接收日伪政权、消灭日伪残余势力。遵照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吉林军分区，由周保中任司令员、万毅任第一副司令员、贺庆积任第二副司令员。张启龙和伍晋南分别任政委和副政委。

为了斗争需要他们迅速扩大与组织了2万人的新部队。在新部队中有一部分是招兵买马方式组建的，致使一些日伪时期的军、警、宪、特和国民党地下军乘隙混入部队，并且窃取了某些领导权。在国民党主力部队猖狂进攻东北和苏军限令中共撤出大城市的严峻形势下，那些政治素质差，成分复杂，尤其是被窃取领导权的部队纷纷哗变，甚至是杀害我党领导干部后携械叛逃，或占据乡镇进行法西斯专制。针对这种情况他和张启龙于11月23日向各级党委和部队发出了《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提出“目前部队政治工作应该转到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继续扩大的方针。要求各部队必须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核心组织，健全政治机关，加强政治教育，认真解决好干部问题。强调要“调换那些来历不明、品质坏、不可靠的投机分子，清查混进队伍中充当干部的奸细分子”。又以省工委和军区名义于12月发出了《关于坚决彻底消除党政军中的奸细、坏分子的命令》。命令各级党政军部门领导亲自动手、进行彻底清理，“发现奸细分子，必须毫不迟疑地坚决逮捕，做到一个不留”；“对不可靠的动摇分子，必须坚决清洗出去”。对部队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清理整顿，使吉林军区所属的新部队日益巩固起来，及时投入剿匪和镇压反动势力的斗争，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做出重要贡献。

八一五后，德惠县境内，以戚庆元、刘麟普为首的日伪残余、土匪、特务及国民党势力纠集在一起，网罗伪警察大队、铁路警护队拼凑一股反动势力。急不可待地成立了国民党德惠县党部，伪警务科长戚庆元任县党部书记。还建立了反动政府、“地方维持会”，等国民党来“接收”。10月我大军陆续北上，由于形势所迫，自知在德惠站不住脚，戚庆元于10月下旬逃往长春。刘麟普、孙启、杨大勇等反动头目，带领警察大队和铁路警护队全部人马及武器，亦于11月初退避到距德惠县城30余公里处的靠山屯镇一带，并与农安、扶余两县逃亡的反动武装勾结一起，集结日伪残余和地主土匪残余势力达500多人。这帮匪徒自恃力量强大和占据有利地形，经常出来骚扰百姓，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虚张声势反接收、扬言要“收复”德惠。是当时反接收扰乱社会治安的一股顽敌。

12月，吉林军区决定由伍晋南协助独立一团(原山东渤海军区七师黄荣海团)去围剿这股顽敌。当他和随从人员抵达黄荣海团时，天已擦黑。部队从农安出发，6日拂晓前，进到靠山屯投入战斗。战斗中黄荣海团长负伤，但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7日晚战斗结束，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部歼灭了顽敌。敌营长被击毙，活捉了团长孙启和骑兵营长杨大勇，生俘15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步枪500余支，战马100余匹及各种子弹等。这场战斗彻底歼灭了德惠县境内的大股国民党地下军，为我党全面接收德惠提供了保障。

1946年1月三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林枫在海龙镇召开会议，贯彻东北局关于区划变动的指示，吉林省与辽北省合并。在吉林省工委和吉林军区的基础上成立吉辽省委、(亦称东满分局)和吉辽军区，由林枫担任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张启龙任省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伍晋南调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6年5月，吉辽省委撤往延吉。同年7月，重新组建吉林省委。11日省委在敦化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东北局哈尔滨高干会议精神和“七七”决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为创造东满根据地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而斗争的任务。会后，伍晋南决心响应东北局在“七七”决议中发出的“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的号召。向省委提出做地方工作的要求，以便更好地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省委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调他去吉北地委，任地委书记兼吉北军分区政委。

吉北地区地处哈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既是北满根据地的门户和屏障，又是对吉、长之敌作战的可靠后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辖的榆树、舒兰两县和松江、永北两个办事处，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同年8月伍晋南来到吉北地委所在地舒兰，带领地委同志认真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和两个“决议”精神。领导吉北人民深入土改，发展生产、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把全身心投入到创建与巩固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之中。

伍晋南到吉北地委时，正是深入贯彻中共中央“五四”土地指示，要把减租减息的斗争，引向将恶霸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为了认真贯彻“五四”指示和两个“决议”精神，他于9月主持召开了各县负责同志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解决土地问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斗争。并且要求在继续深入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中，到年底彻底解决大地主、汉奸恶霸的土地，彻底重新分配未分好的敌伪公地。根据”七七”决议精神，他指示地直和各县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要求地委副书记及各部部长，各县委书记、部长均下乡直接领导工作队开展工作。9月22日他与地委副书记李梦龄向吉林省委呈报《吉北群众工作报告》。报告用典型事例和具体数据汇报自地委建立两个月以来，吉北地区反奸清算，分配公地，减租减息，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和对敌斗争等情况，指出了在分地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群众工作方针。伍晋南在领导吉北地区土改运动中注重调查研究，对于运动中出现的偏向及时向吉林省委和东北局报告，剖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标准，指导运动健康深入发展。他在开展土地斗争的地区，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三个问题：一是有些干部只满足于分汉奸、恶霸地主的浮财，不注意分他们的土地；二是工作队包办代替，满足于地主献地，不是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因而对汉奸、恶霸地主打击的不够；三是侵犯了部分富裕中农的利益，有的地区接受中农献地，对他们搞小清算，影响了对中农的团结发动。出现了“夹生饭”现象。鉴于上述问题，他认为吉北分地，发动群众不彻底。对此，曾于1946年11、12月多次向吉林省委和东北局书面报告，用典型事例剖析土改不彻底的原因。12月17日他向吉林省委写出《吉北土地斗争情况》的报告，阐述了吉北土地集中和分地斗争等情况，提出关于半生不熟的三条准标：一是汉奸恶霸地主的威风基本没打下去；二是土地表面分了，但是恩赐，不是经过群众斗争出来的，也不是群众自己动手分的；三是基本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同时提出区别半生不熟的三条准标：第一恶霸地主的威风打垮了，向群众低头了，土地基本上已被群众分了；第二基本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敢与恶霸地主斗争；第三积极分子队伍形成了，群众组织占了主导地位。报告还提出了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及其政策的意见。提倡以点带面，以典型带动一般，逐渐全面铺开。在他的领导下，吉北地区土地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从9月至11月全区分配土地16．38万垧，有30万无地及少地农民分得土地。

吉北地区地处斗争前沿，一切为了支援战争，保证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伍晋南在领导土改运动的同时加强对地方武装部队的领导，强化部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狠抓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整训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每次战斗结束都要总结战斗中的经验教训，集中时间进行整训。政治方面，十分强调对全体指战员反复进行土地改革、保田、保家乡和仇恨蒋介石反动派的教育。通过思想教育、整训、军事学习、部队的素质有很大提高。为以后大兵团作战打下技术、战术和思想基础，为大反攻的“夏季攻势”作了准备。让部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不断开辟根据地。1946年下半年吉北军分区所属各部除担负本地剿匪外、主要战斗在前沿阵地，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骚扰窜犯活动。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吉北军分区经几次扩兵，至1946年9月已由撤出吉林时的3000多人增至5000多人。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满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四保临江”开始三次南渡松花江作战。伍晋南和军区司令员曹里怀一起领导指挥部队配合主力作战。1月5日，驻北满一、二、六纵队开始“一下江南作战”，次日吉北军区所属部队攻占了石屯，阻击吉林保安团向其塔木增援之敌，配合一纵于张麻子沟、其塔木全歼敌新一军三十八师三个营，取得“一下江南”的胜利。此后，吉北军分区所属部队返回舒兰邵家沟休整。并于2月12日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三师，师长曹里怀，伍晋南兼政委。继续负责开辟吉北地区的任务。2月21日，驻北满一、二、六纵队“二下江南”作战，2月24日吉北独三师奉命佯攻德惠，配合主力部队在城子街等地歼敌获胜。3月8日驻北满一、二、六纵队“三下江南”作战，12日吉北独立三师奉命进攻吉、长铁路线敌人据点、连克河湾子、土门岭、桦皮厂、九台等火车站，牵制驻长敌军北援，配合主力部队在靠山屯、郭家店等地歼敌获胜。取得“三下江南”的胜利。在三下江南作战中伍晋南与专员武少文一道领导地委和专署发动广大群众全力支前。1月6日奉“东总”之命在榆树县成立总兵站，建立秀水甸子、榆树、大岭至拉林和由黑林子、土桥至五常两条兵站线。榆树县建立了兵站医院，舒兰县在边沿区白旗建立了兵站。各县兵站都由县长任站长、县委书记任政委。兵站下设运输接待股和供给管理股，负责接待部队、医护抢救，转运伤员运送粮草。在支援“三下江南”中地处前沿的榆南县，几乎家家有驻军，部队吃了老百姓许多口粮。榆树县派出担架队员达3．3万人(次)、战勤民工20万人(次)、运输大车3.3万多台(次)、医护人员29人(次)，护理伤员460名、做军鞋3．5万双。舒兰县组织担架1750付、大车600台。为取得“三下江南”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获胜，不仅扭转了东北战局，也打破了敌伪残余和一些人盼望国民党、中央军的幻想。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吉北地区的形势趋于稳定。按照省委年初群工会议的部署，伍晋南领导地委和专署，深入进行土地改革，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继续支前，配合主力部队反攻，不断扩大收复新区。

财经工作是建立根据地的重要环节，经济是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伍晋南注重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为了克服当时财经工作的困难，保证战争的需要。他与专员武少文于1947年3月28日主持召开了由各县长、地方部队团长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并作了报告与总结。他在报告中指出：一年来吉北的财经收入主要依靠三个方面：一是没收敌伪资财，二是运输与作坊的收入，三是工商贸易。靠这些经济收入，一是保证自己费用，二是支援了两次战争，三是援助东满。成绩是肯定的，但解放战争还在继续扩大，财经任务更为重要。他在总结中明确了今后财经工作的任务与完成任务应采取的措施。他指出财经工作主要是支援战争，保证战争胜利。一方面要支援战争，一方面要减轻人民负担，两者存在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一是战争要胜利，二是发展生产。为夺取战争胜利，吉北军分区的部队不能减少而要要增加，需用的经费主要从发展生产中去解决。要求机关部队一方面发展自己生产，一方面帮助群众生产，各部队要做到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强调厉行节约，严格执行财经制度。会后，各县、各团都认真贯彻地委财经会议精神，在财经工作上坚持标准，执行制度，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对我军继续开展攻势夺取胜利，做出了贡献。

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地委在夏季攻势前和秋季攻势中曾两次发出关于扩兵问题的决议。决定夏季攻势前扩兵7000人以扩充地方武装。秋季攻势扩兵一万，全部输送给主力部队。各级党委认真执行地委的扩兵决定，号召和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及时完成或超额完成了扩兵任务。经过土地改革的翻身农民，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积极报名参军参战，保卫和平民主，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在解放区处处可见父送子，妻送郎参军上战场的动人景象。一批批新战士、一队队担架队不断涌向前线，解放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

配合主力部队反攻，不断地扩大收复区。“三下江南”以后，吉北独立三师奉“东总”之命进行了整训，提高了战斗素质。5月13日至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夏季攻势。独立三师奉命配合反攻，于5月13日攻克江密峰，全歼守敌保安第七团。5月17日，独立三师第一次收复吉北重镇乌拉街。6月15日于松花江以西聂司马屯歼敌保安团大部。6月16日，攻占桦皮厂，击溃敌六十八军一二八师三个连及敌保安团等部，圆满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地委在夏季攻势中继续组织群众支前，出动担架1．2万付(次)，大车1．2万台(次)，核马工269万个、运粮草马工达100万个以上，有效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夏季攻势结束后，伍晋南将地委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解决“夹

生饭”问题上。他于7月14日主持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改造“夹生饭”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各级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作主，自己动手，斗地主、挖财宝、分田地。对大地主及汉奸、恶霸地主不但要分掉其表面的土地、房屋、牲口、家俱等，还要深入的“挖财宝、挖干货，追浮物、挖地窖”，要把其埋藏转寄的东西挖净起光。彻底摧毁其经济政治基础。决议指出，改造“夹生饭”要依靠贫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参加，争取富农中立，集中力量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的经济政治基础。要注意提拔常年劳动的正派积极分子，注意投机分子，流氓分子、地主腿子的活动，并防特务活动。决议要求各级领导应以大胆放手的方法，急起直追的精神，继续进行深入巩固工作，为实现东北局“在东北解放区内要求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消灭夹生饭”的目标而奋斗。

7月27日东北局发出《关于挖财宝运动的指示》，要求挖大中地主、汉奸、恶霸、特务的财宝。为贯彻东北局的指示，伍晋南要求各县从8月起，在改造“夹生饭”的同时，开展“砍挖”运动(即砍大树——指地主、挖财宝运动)。各县按要求开展了向地主斗财宝，追浮产，挖地窖，刨老根的“砍挖”运动。其中榆树县的“砍挖”运动搞得生动具体，县委为推动“砍挖”运动，在一区双井子村举办了翻身教育展览会。展览分5个会场(地主、财宝、特务、下台干部、功臣)，从8月19日至22日组织各区8000多人到展览会参观。各区翻身农民联系5个展室的典型事例，采取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把运动引向了深入，在经济上给地主以沉重打击。经过“砍挖”榆树县挖财宝总价值37亿元(旧币)，舒兰县挖财宝总价值近10亿元。摧毁了地主的经济基础，打掉其政治威风。

1947年9月正当吉北军民深入开展土改运动，支援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时，因工作需要伍晋南调离吉北地委，任安东省第四地委书记。他主持吉北地委工作虽然只短短的一年，却为吉北地区的土改运动和根据地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伍晋南在安东省任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期间，贯彻执行了东北局、省委、消灭封建势力，彻底平分土地以及纠偏、生产、救灾等方针政策。完成了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使命及其它各项工作。

1949年11月，伍晋南赴广东任北江地委书记兼北江军分区政委。领导北江人民清匪反霸，完成土地革命，建立新政权。

1952年8月，伍晋南任广东省粤北区党委书记兼粤北军分区政委。1953年12月任粤中区党委书记兼粤中军分区政委。

1954年冬，伍晋南调到广西工作。历任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监察委员会主任、党校校长。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广西农村部分地区于1956年秋后发生了闹退社问题，至1957年春节后逐渐严重。为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制，伍晋南前往问题严重的容县专区，深入各区、县、乡调查了解分析问题的原因和性质，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与措施，平息了退社风波，保证了春耕生产。为农业合作化道路扫清了障碍，使之畅通无阻向前发展。

作为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在抓教育工作时，伍晋南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并针对广西95％的人在农村以及广西农业基础薄弱、农民经济收入很低的特点。提出实行两条腿走路办教育的方针。在实行全日制中、小学的同时，大力兴办耕读小学，创办了农业中学、走读农中、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到1965年耕读小学在校人数达到48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0％以上，农中人数也达5万。为了培养出高科技农业人材，1965年还创建了广西劳动大学、伍晋南亲自兼任党委书记、校长。

1965年6月，伍晋南在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主持召开了全区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传达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精神，并且提出要把初级农业中学、中等半工(农)半读技术学校和半工(农)半读的高等学校逐步发展起来，建立一个半工(农)半读的教育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受到文化教育，学到科学知识，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正当伍晋南为广西的文化教育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广西得到贯彻落实而辛勤工作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受到残酷的迫害。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仍然相信群众、相信党，安然处之。他在被放到南宁机械厂劳动期间，写下了：参加劳动到基层，与众“四同”一脉连。感谢职工多指点，对我身教又言传。今当百姓又当“官”，心底无私天地宽。年逾六旬身尚健，乐以双手舞连杆。的诗，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1978年在冤案尚未纠正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赴陕西省任政协副主席。并写下：服从党决定，奉命到西安。工作有需要，忘私心自宽。的感人诗作。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领导政协参政议政为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献计献策。

1983年经党中央批准同意，广西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在文革期间强加给伍晋南同志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4年，经组织批准伍晋南到广东离职休养。

伍晋南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始终保持对党的赤胆忠诚，毫不动摇。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注意钻研理论问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坚持原则，作风民主，谦虚谨慎、待人真诚，生活朴素。他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伍晋南同志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长者，而且也是一位诗词爱好者和创作者。离休以后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并潜心致力诗词创作。用以歌颂我们的党，歌颂伟大的祖国和改革开放事业。他于耄耋之年参加了在南宁举办的第四届民族运动会，写下了：“参加盛会喜由衷，四集花开一片红。各族健儿齐奋起，继承传统展新风。一心一德争先进，互助互帮表至公。日丽风和邕水暖，中华民运庆成功。”的诗作，歌颂伟大祖国的民族盛事，歌颂各族人民大团结。表达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情。

伍晋南同志是党的七大代表，一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严于律已，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关心同志。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99年3月23日，伍晋南同志于广州逝世，享年90岁。

原载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三）》，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

本文作者：赵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