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2日,有条“六成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的新闻,成为最热议的焦点。广州市的两家妇联机构(妇联研究室、妇女学会)和某媒体集团,此前组成调查小组,以中山大学等10所大学的在校女生为对象,发放、回收千份调查问卷,然后得出了一系列奇特的结论,除了被媒体刻意挑出来炒作的“富二代”问题,还包括 “1成女大学生表示一生只爱一人”、“2成女生认同师生恋并有意尝试”,等等。
倘若要得出尽量贴近现实和人群心理的调查结论,必然需要科学规划、做好专业测度,还不能缺失调查对象样本分布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即便有了这些前提,调查者也公正客观的进行数据统计,也并不能保证民调结论的准确性。一方面,问卷内容、提问和备选答案的诱导导向,都可能使调查者操控受访者的答案,后者所谓的自主性无非体现为程度差异。例如,提问,“你如果嫁给一个富二代,会挑选哪类富翁的公子:A.成龙;B.李嘉诚;C.比尔·盖茨;D.福特等传统豪门”,不管受访者选什么,都可以拿答案集中的倾向,来印证所谓受访者婚嫁心理的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提问方式、受访场合,以及调查者游说受访者答卷时给出的补充前提(并不在调查结论中体现)等因素会破坏调查的客观性,常常被调查者利用,来形成有利于其预期的答题倾向。按照心理学的一般观点,在办公室、教室(不管是空旷还是坐满人的)、宿舍、路边等可能对受访者答题造成干扰(从众)的场合,特别是调查者目视、旁边有人围观的情况下,受访者的选项很难真实反映个人观点。而且,民调举办者常常耍弄的一个花招是,在受访者对一些公开问题感到难为情的时候,告诉对方可以按照周边人的行为方式、而非个人倾向答题(例如,提问,“你是不是愿意被包养、愿意被包养多久、愿意接受的包养价格”,等等,受访者圈出的答案要么是基于影视剧、新闻报道、人际传播以讹传讹所形成的形象,要么就是随意乱指,几乎不具备真实性的可能)。
此前,广州市在治理河涌、“穿衣戴帽”、BRT等课题中,多次出现官方民调与网络投票的结果强烈反差,社会各界已经将原因指向前一种调查在前述两个方面的人为操控、干扰、结论导向。同样,广州市二妇联机构、某媒体集团共同开展的是次“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从其结论的离谱程度,亦可令人怀疑其调查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事实上,从这次调查的主办单位中,足以让人看出端倪。先说作为合作方的某媒体集团,其主打刊物正是专司炒作婚恋奇谈故事的行家——妇联组织为什么选择它来合办活动,而不是找同样官方背景的学院派,抑或国家、省、市级社科院机构。个中道道,令人浮想联翩。
众所周知,国内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官方背景的群团组织,向来在不同场合对同一问题,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比如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在争取上级拨款、项目配套、执法权力的时候,就会渲染当地污染的严重程度、环保执法力不从心的艰难;而一旦到了地方争评宜居城市、环保部门申报先进的时候,则数字、描述、基调都马上整体“变脸”。以此类推,一地妇联组织用隐晦不明、过程不详、无从验证的调查结果,难道不是在暗示其职责的必要性、活动空间拓展的重要性、增加政府拨款的紧急性?你不信?把该单位过去的年终总结找来吧,说的绝对不是一回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