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蔡氏四百年简史

蔡君平

中村蔡氏四百年简史

目  录
前言
写作背景
1.2 研究背景
1.3 研究方法
1.4 背景资料
1.5 名词说明
现状
2.1总体描述
2.2 交通
2.3 建筑
2.4 人口
2.5 经济
2.6 作物和植物
来源
3.1 存在困难
3.2 待考来源
3.3 可靠来源
3.4 入迁路径及开基传说
3.5 开基背景
4、发展
4.1 二房传说
4.2 二房传说的后续
4.3 人口发展趋势
4.4 蔡丘关系
4.5 个体发展
5、风俗
5.1 赏灯
5.2 丧葬
5.3 宗教
6.结语

蔡君平

4.6 风俗
随着大多数人外迁，所谓的风俗也就成了记忆，一年之中要过的节日有过年、赏灯、清明、过节（端午）、八月初一、八月半、冬至。
过年的主要环节是年二十五入年ga讲好话，年前挂纸（祭拜），贴对联，洗平安（柚叶、松叶等煮水），比早吃年夜饭，通过鞭炮告诉人家你家吃饭了，正月初一零时放鞭炮接财神，通宵不关灯（没电之前不知道怎么过），年初一早上吃早餐前放鞭炮，初一至初二不扫地，初三早上比早起来大扫除。也许每个环节都有说法，有寓意，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增加新的东西进去。压岁钱肯定是少不了的，给老人、小孩均有红包。
清明是表现孝心的节日，因为扫墓的对象一般只追溯到上两代，也就是增进较亲亲族之间关系。
端午也许是为了去外地观看赛龙舟，也或许是为了走动亲戚，中村蔡氏的端午改成了五月初四，也叫过节。
八月初一是某种秋日，有些地方是七月初二，有些七月十四，也有些八月初二，至于这个节日的来历不是太清楚。
八月半某种本地的月光饼（长方体切糕含大量瓜片、芝麻、花生）是童年的主要记忆，虽然现在看来这种甜食似乎不好吃，但甜甜的瓜片还是印象深刻。
冬至的话就是杀鸡好过冬。

蔡君平

4.5 个体发展
谈资料匮乏时代的个体发展是个困难的问题，首先要谈谈个体出现的过程，在这片亚热带山区，农业的进入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到百越时代这里应该还是狩猎或者游耕为主，这时的个体是从属于族群部落的，个体离开部落就无法生息繁衍，一方面个体无法独自耕作，另一方面个体可能会面临被其他群体消灭的危险，无论是个体狩猎或者耕作都是困难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汉字国家不断向周边扩张，楚国是比较晚加入汉字国家体系的，在这片大地上，铁农具带来的农业的进步，与汉字文书系统使王权得到极速发展，一方面是个体从群体中慢慢释放，另一方面这个模式不断推向农业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也就是不断逼近闽粤赣山区的周边。到了秦汉，尤其是汉武帝消灭了南越国后，这片区域缺少了相对独立的王权，进一步曝露在以文书系统为纽带的农耕社会之中。虽然如此，但由于山区丘陵地带，在水稻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的时代，要想完全进入农耕社会，似乎难以做到，即便汉人进入这片区域，也不得不被这里的资源禀赋限制，而采取游耕，即刀耕火种，也就是畲的原意。自然条件迫使这里的单位面积无法养更多的人，一方面深耕细作的技术条件不具备，另一方面则是人口密度较小，土地面积够大，可以随意放火烧，然后耕一季收成后换个地方再耕。在宋以前，这片土地周边的人口压力还比较小的时候，这种社会形态还有较宽松的生存空间，大部分农民还看不上这种土地，东晋衣冠南渡开垦的江浙地区，土地的肥沃程度，远非这里可以比的，江浙水稻耕作区域很快成了帝国的经济中心。也就是说宋以前，即便是这片区域受到了汉的压力，可能也有汉人迁入，但他们进入的地区应该是较大的盆地，汉越冲突交融的深度应该还是比较，所以越可以较长时间保留自己的文化，直至现在依稀还有残留的影子。但到了宋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长时间被纳入汉字农耕为主的国家，农耕的部分必然得到发展，也就是说或多或少被汉化了，然后宋以后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开发这种所谓的未开化地必然是帝国的议题之一，另外水稻技术在这个时代得到了长足进步，人口也迅速增加，闽粵赣山区周边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于是越来越多人口移入山中，这个时代山中可开垦地尚多，而且人口也不是一下子涌入，所以汉越冲突，似乎还未到激烈化，到畲军抗元的时代，似乎对汉的认同还是比较强烈。随着时间的发展，先是采集狩猎的社会被刀耕火种社会压缩，因为气候变化、大型动物灭绝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然后是农耕定居社会的到来，部落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最后王权的发展使个体部分更加显现。进入明朝，大航海时代带来南美洲的番薯、玉米等可以在山地贫瘠土地高产的作物，使人口进一步爆发，同时也推进了水田的深耕，原来汉越(此时越已被称为畲)之间多少还有缓冲地带，也就是耕作条件好的地方汉人畲已融合，难以区分汉还是畲，但在深山之中，耕作条件差的的地方，原本刀耕火种之地，还是畲的色彩较重，但此时最后的生存空间面临失守，于是看到了畲的尚武精神，在明朝不时显现出来，也就是汉化过程中的最后的抵触，此时或许还可以看到千四郎的出现，以后似乎全是汉名。
贵公就是在这个时代，三口之家入迁中村，此前的迁徙料想应该多以举族迁徙吧，无论是狩猎还是游耕，个体家庭迁徙都比较困难。但真正个体时代却尚未到来，由于个体记录几乎没有，除了现代可以耳闻某某事迹外，贵公，二房祖以下，几乎无个体的声音，当然群体故事，如果不是通过只言片语在大环境中推演，也无法知道，个体就更无法知晓。一方面可以推断识字率不高，另一方面可以想见几乎都是底层农民，其故事无非就是邻里之间的摩擦和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所以口耳相传的故事不多，因此个体发展的事迹也难以追寻。

蔡君平

4.4 蔡丘关系
中村蔡氏开基是从与丘氏的一场豪赌开始，入迁丘氏占优势的新基地，蔡丘关系必然一开始就紧张，当然刚开始蔡氏人口较少，待开垦地也较多，双方的关系尚且不至于到达爆发冲突的程度。随着双方人口的增长以及长期共处的摩擦，争夺耕地和水源，必然造成矛盾激烈化。纵观整个族谱，蔡氏几乎没有丘氏配偶，可见双方关系长期紧张。
蔡丘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十八马古的传说（大概是有18个猛男），也就是丘氏曾经男丁兴旺，常对外宣称族中有十八马古，并长期压制蔡氏，可见蔡氏很长时间人口少于丘氏，尤其是男丁方面。有一天有个游方风水先生经过，被丘氏用石头扔中，风水先生怀恨在心，设计动了丘氏风水，使其人丁锐减。当然该传说难以考证，但蔡氏开基后的某个时间段开始丘氏男丁减少，随着女性传人外嫁，人口慢慢减少，从而蔡丘关系得到逆转似乎是事实。
蔡氏后建屋逐一往上村方向发展，而丘氏往下村移，可见双方隔溪相对，随着人口的增加，双方的冲突也日趋激烈。然而蔡氏和丘氏未成为世仇，双方也没有大规模冲突的传说。或许是因为丘氏男丁逐渐减少，而慢慢处于劣势，因此矛盾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调和。

蔡君平

4.3 人口发展趋势
从老蔡屋的地理位置看，背山面水，位于山脚，面积狭小，门前有池塘，然后是小溪半环绕，且小溪在该处有一瀑布，常年轰鸣，由此可见老蔡屋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很好，山谷临溪，洪水为患，因此后建的围龙屋、艮背、高光第都在山坡台地，规模都较老蔡屋大。根据族谱,贵公与陈氏祖婆携素善公，3人从筲箕洞一起入迁开基，大概贵公当时正值壮年，否则如何在老蔡屋这个条件并不太好的旱地上开创四百年基业，因此可以推断贵公应该还有其他子嗣及女性传人，如四房传说为真，或许贵公子嗣有4人，女性传人应该也相当（当时人为干预因素少，至于在夭折率较高的年代，成人多少就难以考证）。这就跟族谱记录不一致，由于族谱十六世以上的均考记忆，无材料佐证，因此在此只采纳十七世以后的数据
中村蔡氏男丁统计情况
对应时代        1890~1900        1910~20        1930~40        1950~60        1970~80        备注
世代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男丁人数        19        46        80        135        95       
增长率                142.11%        73.91%        68.75%        -29.63%       
备注：1、族谱由十八世长者逐户调查统计，大多只可追溯到十七世，十六世数量已偏低，故十六世数据作参考，十六世以上数据不列入研究范围；
     2、族谱统计时间为2000年前后，二十世正值计划生育时代，男丁增长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部分十九世仍处于幼年阶段，暂未有子嗣，因此二十世男丁数量应不是真实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十九世（即贵公第十五代）男丁135人，是蔡氏人口的高峰期，1950年至60年代，尚未实施计划生育，因此男女比例接近1：1，所以第十五代传人270人左右，其后实施计划生育的年代，人口增长率应该有所下降，虽然族谱记录不全，但在二十世应在300人左右（因为十九世普遍生两个以上小孩），达到最顶峰。

蔡君平

4.2 二房传说的后续
二十世纪末，随着珠三角经济开发的拉力下，村民外出务工经商，经济状况的改善，宗族意识有所回潮，有人主张修缮老蔡屋，得到了部分族人的响应，对老蔡屋大厅进行了翻新。完工后，过年期间有人主张组织祭祖，虽然也实施了一次祭祖，但期间却出现了不同声音，或者是修老屋亏某房的说法重新酝酿，而祭祖仪式上谁主祭也出现了争议。原本以为蔡氏宗亲意识会重新彰显，结果却弄得不欢而终，其后再也无人愿意牵头修缮祖屋，也无人牵头祭祖。
也许未必是益二房传说的影响，更大程度上可能是新中国以来的各自运动，尤其是挖祖坟，砸碑石等运动中，各种矛盾已埋下，而且这些运动正是此时的中坚力量所为。一则祭祖的神圣仪式感在运动中被彻底破坏，二则各房间相互间不服心理作祟，三是二房传说的阴影一直笼罩，致使人口在外迁过程中，祖屋基业彻底凋零。

蔡君平

4、发展
4.1 二房传说
据说贵公开基后，王村蔡氏分成四房，至于是贵公生下四个儿子呢，还是贵公之后某一世祖传下四房呢，族谱上无法考证，大概贵公生下四个儿子的可能性是较大的，虽然族谱上写贵公以下三代单传，到第四代以后才生下两个男丁，第五代则有一支迁往罗坝开基。
按情形推断，贵公为在开基地站稳脚跟，很有可能将增加男丁作为首要目标，而从整个族谱记录来看，蔡氏都无丘姓配偶，可见从一开始蔡丘关系都比较紧张，贵公与陈氏结婚，虽无法考证陈氏是何村人士，但应不是跟贵公一起迁入，大概是贵公落基后才结婚的，该陈氏是周边村落人，或许是水罗松陈氏也未可知，由此也可以推断，贵公在寻求其他姓氏的支持，从而达到牵制丘氏的目的。
    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嘴藐藐”，也就是说贵公，二世祖素善公等，及三世祖元旺公等，开基前三代由于丘氏的压力，内部凝聚力是没问题的，共同努力下，耕地也逐步增加，或许第二代已经开始在筹划盖砖瓦房。据说二房在建老蔡屋着力最大，老蔡屋的门口塘等风水利二房，由此也可推断二房祖更得贵公真传，较其他房祖更有计谋能力更强，因此主导了老蔡屋建设。其后二房似乎人口增加比较快，或者在其他人的怂恿下，于是有了老蔡屋风水益二房的说法。在二房祖的主导的年代，中村蔡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基础，无论是耕地还是人丁，虽然丘氏仍然的中村大户，但在二房祖的经营下，蔡氏有了一定的抗衡能力，在联合其他姓氏的情况下，不至于被严重欺负。到了三世祖主导的年代，或者是二房祖往生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房在家族影响中占据了主导，并且联合三房和四房削弱二房的影响力。这一变化发生在，中村蔡氏在三代人丁极速增加，丘氏压倒性优势减弱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减小，内部矛盾才会被放大，老蔡屋益二房的说法被再次提起，并不断放大，于是二房被边缘化。或许到了二房祖的第三代，由于人丁减少等原因，被迫迁往其他地方，或许就是迁往罗坝开基的敬吾公也未可知。
大房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出了能力较为出众的某祖，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造成住房压力增加，而老蔡屋受地理条件影响加盖难度较大，加上风水益二房的说法，大房三代祖(姑且说是三代祖，对应族谱七世祖)开始筹划在老蔡屋的东北方向的山坡台地上建造新屋，即现在的围龙屋，此时大房已经有实力独立建基了。随后大房在围龙屋的到了迅速发展，逐步在两侧加盖，形成一巷一巷的围龙屋，因此也得名围龙屋。也许山谷中半山台地对人体的健康有利，加上不占用可耕地，大房的男丁增加较其他房快，这也奠定了至今仍大房人口较多的基础。
随后四房也借鉴了大房的经验，在围龙屋东北半山台地上建了高光第。或许是因为四房祖是贵公幺子(满底，懂客话的人都应该清楚满底的含义)，陈氏祖婆必然比较疼四房祖，虽然在二房祖主导的年代四房祖因年纪较小未能发挥较大影响力，但在分家产上必然有某种优势，这个情形兴宁人应该都懂。于是四房累积了稍厚于其他房的家产。也许这些在四房祖的年代未能发挥作用，但到了四房四代祖时作用就明显了。大房为了建造新屋必然耗尽所有财力，其后便将老蔡屋的家产买给三房和四房，四房或许随后也采取了相同策略将老蔡屋部分的房屋买给了三房。此时二房或许因为老蔡屋益二房的说法未能灵验，二房二代男丁相对早逝，到了三代被迫要变卖田产和房产为生，于是其后外迁寻求新的生计。二房到此也就成了传说，罗坝至今是否有蔡姓需进一步求证。
三房也没有完全固守老屋，三房某代祖借鉴大房和四房的经验，在围龙屋和高光第之间的半山台地上建了艮背，其后三房分成两支，一支坚守老蔡屋，另一支迁往艮背。
其后的历史，随着世代的更替，某一支系因人口增加，另一支系人口减少，这房买那房的房屋，那房买这房的土地，或者这房娶那房女儿，但总体的格局至清末民初未大变。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独自建房的情况，到了改革开放后，水泥钢筋的出现，砖瓦房被放弃，一户一户陆续迁离老屋，分散在存在各处，而今围龙屋、艮背和高光第虽然主题结构仍保存，但已少有人住，如不加以保护，必然走向残破，而老蔡屋则早已无人住，逐间倒塌，现仅剩上厅，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目睹的这二三十年间。

若思

学界对客家人的定义——底层河洛文化——中间层畲瑶土著文化——最后形成的客家文化

是从人的社会性定义客家人的
_    -------我1999年参加了嘉应学院客家学研讨会

客家香香

让我重新认识中村的近历史

蔡君平

3、来源
    3.1 存在困难
追寻来源是件困难的事，或许选择相信族谱是比较合适和便宜的做法，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姓氏是神圣的，都来自于某个了不起的祖先，然而细节不堪推敲，在识字率不高的时代，甚少有家族会如实详细记载自己的家世，因此后世追记的族谱可靠性存疑。但我们探究姓氏来源，又不得不靠族谱，族谱是宋以后的产物，宋开始儒家理学开始往下渗透到市民社会，民间于是开始族谱，问题是之前没有记录，所以很多姓氏只能靠传说，或者附会于历史上某个名人作为自己的祖上，于是出现大部分名人都有上百万传人。因此族谱上开头的大部分都是存疑的，经过多代后或许有人通过婚姻跟那个名人的后代有交集，但那么多都是他的传人，其实是不大可能的。
3.2 待考来源
    据族谱上溯到广东蔡氏一世祖福粤公(讳涣，字万一郎，1117-1188)，祖籍福建武平高梧赤岗，然而福粤公以上无记录，若再追就去到曾经在福建做官的蔡襄，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追到北宋末年官位更高的蔡京、蔡卞，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京、卞二位后世被认为是奸臣。另外奇怪的是，中村蔡氏堂号是济阳堂，却未追溯到堂号来源济阳男蔡谟，也未契合“客家人”乃东晋南渡衣冠的历史构建形象。也许是因为族谱的编委也认为难以圆其说。即便如此，也已经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疑点，首先是时间逻辑，如果源自福粤公，族谱中中村蔡氏的二十世，也就是福粤公第三十世，如以25年一代计算，相隔750年，然而实际情况却是900年，需要一代30年来计算，众所周知古代十四五岁就开始婚嫁，而且清以前人口的平均寿命在35岁左右，要三十代人平均30岁生似乎不太可能。
    所以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世代弄错了，中村蔡氏的开基祖应是福粤公更后的世代；另外一种情况是中村蔡氏根本不是福粤公的支系，由于需要被编入户籍，中村蔡氏的开基祖贵公不知道什么原因选择了蔡姓，当然这种情况也同样可能曾经发生在福粤公身上。
3.3 可靠来源
据族谱，中村蔡氏的开基祖是贵公，又名大郎公或千四郎，为福粤公第十四世，目前贵公传人已有十八代（族谱中应为二十二世），当然福粤公支系的说法存疑了，其实公认的蔡姓来源有三，一也就是所谓上溯到周朝蔡叔封蔡国，但蔡叔姓姬，至于他的传人有没有以国为姓，难以考究，但蔡国应是史实，姑且认为其族人其后有改用蔡姓。其二就是后来被灭的国的蔡人，也就是蔡国的国人，被灭国后为有别以灭其国的人，开始用蔡姓，而这些人相对复杂点。第三是蔡乃祭也，或许先秦时代各国都有以祭祀为专业的人使用祭为姓，也就是姓蔡。第四就是非汉人，在同化的过程中，州县要将其纳入户籍，被迫需要使用汉名，于是部分人选择了用蔡作为姓。根据情形来看，贵公很有可能是第四种情况，福粤公也如是，从他们的名字万一郎和千四郎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极大，这是畲人的名字，绝非汉人取名风格，无论族谱中追溯的蔡襄，蔡邕，乃至于蔡京、蔡卞，还有济阳男蔡谟，都没有这类名字。
    因此贵公乃畲人的可能性极大，由于畲人没有文字，所以被迫汉化过程中使用了汉姓，当然也有可能贵公用的是其母系的姓，也就是说可能他的母亲是汉人，时代已到明末清初，畲汉通婚应也不在少数。无论如何，贵公具有畲瑶血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而与中原蔡氏的关联性未必很大，与松源蔡氏的关系也有待更多资料来核实。
    从姓氏来源探究来看，堂号也存疑了，至于使用这个堂号，贴“忠贤世德，理学家声”这幅对联，应该也是近世的事，料想一百年前应该贴的是其他内容。
3.4 入迁路径及开基传说
族谱认为中村蔡氏乃福粤公第十二世君玉公脉系，福粤公第十四世贵公迁入，据族谱记载：一世福粤公（福字辈）→二世兴星公（兴字辈）→三世寿传公（寿字辈）→四世若霖公（若字辈）→五世定夫公（定字辈）→六世蒙吉公（吉字辈）→七世百喜公（百字辈）→八世显益公（显字辈）→九世诗公（千字辈）→十世伯信公（伯字辈），字全千五郎，又名法铭，诗公幼子，配李氏，生六子，长君金，二君禄，三君玉，四君荣，五君富，六君贵→一世祖（伯信公，福粤公十一世，克字辈）→二世祖（君玉公，福粤公十二世，明字辈）→三世祖（元兴公，福粤公十三世，其字辈）→四世祖（贵公，福粤公十四世，大字辈，又名大郎公或千四郎，配陈氏，生一子素善，先住在五华筲箕洞，后迁王村开基）。
族谱的以上记载，目的是想证明，从松源到王村，然而中间存在两个难以解释的疑点，首先，最大的问题是，族谱编委给的世系排列是福粤公十世君玉，也就是想让中村蔡氏摆在第三大房的系列，然而中村蔡氏参编人员提供的是十一世，于是出现伯信公既是福粤公第十世，又是福粤公第十二世，既是伯字辈，又是克字辈。当然也不排除是由于历史资料缺失导致这种错漏。另一方面为什么整个支系都上追到伯信公，而伯信公之后分成六支，然而族谱又不是直接认定贵公为一世祖，或许是因为贵公的一些隐晦的传说，造成后人认为贵公成就不大，不足彰显门阀，当然有人也会说，每个人都有祖先啦，追贵公的上三代祖先为一世祖也无可厚非啦，然而这就造成时间上的逻辑无法自洽，因此如果是从梅县松源出发，必然经过多处，从入迁路径来看，经过梓皋也未可知，但十分奇怪族谱未追到梓皋，所以此前迁徙路径应该存疑。
但无论如何从筲箕洞入中村应该是事实，这也就要说到开基传说，祖辈口耳传说，老蔡屋的祖屋地是先人与丘屋人赌博赢来的，也就是说发生在贵公住在筲箕洞的时候，筲箕洞与王村有一条崎岖的山路经烂鱼塘到王村，偶然的机会，贵公与丘氏一起出现在某个赌博场所，贵公刚入迁筲箕洞不久，尚未安定下来，因此博身家的气势较重，丘氏当天参与赌博的应该也是较为烂赌之人，而且那一天运气较差，输光了全部钱，当贵公大获全胜准备走的时候，丘氏提出用以他拥有的某块地作为赌注。当时贵公尚未安定，直觉让他觉得博得过，于是在场的人作证，展开了一局身家相博的豪赌。当然最后是贵公赢了，大概第二天贵公就前往新赢得土地上查看，虽然当时是荒地，但贵公一看，比筲箕洞的落脚地好太多了，于是毅然决定带着陈氏和素善公前往中村开基，从而开启三百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贵公之伟大无需其他比附来加持也足于彰显。
3.5 开基背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一年开基，这就难了，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能靠推断，据族谱，贵公为福粤公第十四世，福粤公生于1117年，以30年为一代人计算，贵公迁王村时间约1537年前后；若以25岁一代人计算，则贵公迁王村的时间应在1467年前后；若以20岁一代人计算，则贵公迁王村的时间应在1397年前后。不过似乎以上这三个时间都有问题，因为传下来的说法老蔡屋的历史应该在三百到四百年这个时间范围，也就是说入迁时间应该是在1620前后，也就是明末清初，这个时间节点，似乎也与时代背景比较吻合。
我们从大环境来推敲一下，首先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兴宁西南与五华交接的最险峻处，从地形图看，崇山峻岭之中乡道X945贯穿其间，然而这是二十一世纪初村村通公路的结果，该路线至今少有人往来，因为。笔者少年时仍有走田唇的经验，与五华交界处称分水凹，至今仍记得该处深深的一条车辙，不知是独轮车压出来的还是自行车压出来的，路途之艰辛可想而知。亲眼见推着几百斤的自行车上下陡坡，至今仍感叹其人之力气。由于处于山区，古人似乎没有对山脉命名的习惯，每一处耕作区都有名字，比如坑尾、石宝塘、猪奋塘、春塘米、寨下、寨脚下、圆段底等等，而甚少山有名，因此我姑且称横亘在兴宁和五华之间的山脉叫角嶂山脉，神光山也是其中一座山峰。该山脉像只羊角从龙川伸向丰顺，而中村就位于角嶂山脉末端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五华和兴宁同为一个县的时候，该地区正好位于正中间，但崇山之中，政治的力量却很难伸进去。
再来看看那个时代，首先从畲军抗元讲起，搜狗百科：“畲军，畲族武装。又是畲民乡兵组织。宋末元初，畲族首领陈吊眼和许夫人统领福建漳州、汀州畲民“诸峒”武装进行抗元斗争，配合南宋将领张世杰围攻泉州，讨宋降元将领蒲寿庚。又配合黄华起义军重创元军，坚持抗元斗争10余年。畲族抗元起义失败后，元朝政府没收其兵器，进行收编，令其放为平民或编为守城军，或令其屯垦”。当然畲军是否是畲族的武装难以考证，但当时应无畲族这个称呼，理论上应该是被认为刀耕火种的山民，被汉字命名为畲人，其实应该是百越支裔，当然百越也是汉的称呼了，由于南越国曾经与汉朝并存上百年，南越过被灭后，官方某个意义上说是有意压抑越这个字，当然本来百越就是他称，百越地区的人自然不会用百越这个蔑称来自称。而从后来的历史不断出现以越国作为国名的割据政权，比如五代十国的吴越，而越这个字也被现在越南这个地区的政权长期使用了，或许汉人也因此认为百越已全部被赶到那个地方去了。然而传统皇权的统治力是否能够那么深入到崇山峻岭之中，似乎是个疑问，三国之吴经营的是江浙一带，到东晋时，在地的士族势力强大，王谢都不得不被迫绕开在地势力去开垦会稽等山区，恐怕南朝统治势力也难以深入闽粤赣山区，唐朝是拓跋国家，相对宽松的民族氛围，统治政策应该不会强行推行汉化。
宋朝也就是所谓福粤公入粤的时代，尤其是南宋，经济重心南移，于是不得不对南方族群加以重视，统治力应该较大可能比较深入就，闽粤赣山区，虽然该地区的赋税产出并不丰盛，但随着宋儒理学的深入，不少山民开始自然被同化，尤其是梅江盆地和兴宁盆地的人口，最有可能先被列入户籍，纳入科举，于是汉姓兴起，一方面是政府户籍民册需要有名字，另外一个山民开始使用汉字，于是从现有的汉姓中选取自己的心仪的姓氏。这一幕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也发生过，而日本人选取姓氏就比较多元。
随着汉字影响的深入，在地的声音并未就此消失，于是出现诸多族谱中有又千几郎，或者万几，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同化过程更加漫长，或者应该说在识字率较低的时代，语音残留最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所谓“客家话”当中有那么多非汉词汇，地名也残留不少，全是畲或者百越的记忆，无论是客家、畲或者百越都是汉语的表述，或许用I话（我们的自称）是最原味，当然随着词汇意义的变迁，追究这些意义并不大，但探究其过程才能洞悉偏见。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化不断深入，上一两代或许还会土话，到我们这代，彻底抛弃了祖辈母语，我们现在讲的客家话，已经是变种的官话，而非I话，普通话的普及残存的在地音慢慢丢失。最好的例证就是上一代的广东人说普通话，无论客普还是广普都含有大量在地音，外省人或许能听得到百分之七十，但其中最在地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讲者的母语部分，是外人所难以明白的。上世纪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让我们窥见到了历史中的过往，现代科技和传播技术打破了崇山峻岭的阻隔，加速了新一轮的进程，随着在地音的逐个词汇消失，客家话将在可见的将来迅速消失，与I话或百越话一样成为消失掉的声音。
再回到畲军，畲族首领已姓陈和许，能支持十多年，可见山对统治者来说着实是统治力深入的一大阻碍，其后被收编屯垦，也就是说当时的农业技术已经在这片区域同质化了，畲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刀耕火种的畲，主要原因是山地条件的限制，而且相对地广人稀，无需也难以固执某块地培育地力深耕细作，另一方面主要是其语言与周边汉地实在不同，虽然官话系统已经慢慢深入，但由于经济交往并不频繁，在地人民需要用到官话的情形实在太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相对于广府、赣语地区平原地区的汉化似乎比较迅速，闽语与I话应该都是在中原汉语深入之前已形成的语言系统，也就是说在秦以前这闽粤赣地区已形成了一个语言系统，其形成背景就是百越民族的游猎和游耕历史。随着农耕技术的提高，定居的发生，于是各个山谷在各自社会中累积变化，造成不同县音不同，甚至不同村镇语言都有别。其次是汉字和官话的传入，当然先发生在上层社会，百越亡国后，统治者都是外派来的流官，流官需要在地的人做翻译，因此围绕官而存在的百越族裔的吏是最先接受官话的人群，随着时代的推演，形成一个文人官绅集团，尤其科举的进入，在地世家自然是最先接受的一批人。上流渠道，带来的是汉字和官话在这片区域，先是点状，然后是带状，最后成片。这个过程是不知自的，就像现在普通话正在快速消灭客家话一样。
然而历史往往夸大驻军和移民的作用，无论如何外来力量无法瞬间消灭在地势力，历史的常态是外来势力被迫在地化，融入当地之中。然而闽粤赣山区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强大朝廷在北方，在地势力被迫主动向汉语靠拢。这也就是徐旭曾和罗香林认同中原正统的更大历史背景，而当地客人又有潮嘉南迁的历史背景，双重强调下，诞生了客家这个新的汉族民系。当然我不是在说我们不是汉族民系，其实汉更多的是文化认同，只要你认为你是汉就是汉，除非你有更强烈的其他认同，才会被认为是非汉。宋开始，百越或者畲的认同应该慢慢被汉的认同超越，更多的现代客家人的姓氏起源也就只能追溯到这里，原因就在此。
明朝，闽粤赣山区不是很平静，从《兴宁县志》可以看到很多民变的记录，明朝中期设置了南赣巡抚这个奇怪的官位，意在镇压山中躁动的民变，似乎显示畲的尚武传统影响深远，也就成就了王阳明完人的功业，1515至1517年王阳明在南赣巡抚在任上立下军功，后被封为新建伯。王阳明平定山中叛乱后，颁布了《南赣相约》，希望通过儒家理学也就是“阳明心学”对这片土地上的人进行训诫，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时间不长，对该处民情了解比较表面，虽然他对此作了深思，但最后是认为由于山民未开化，而导致盛世作乱。南赣相约的作用几何不知道，但I话中留下了一个“叼南赣”词汇或许是对此的回应也未可知。王阳明镇压之后，这里并没有因此就变得平静，直到明朝灭亡还有不少民变的记录，但南赣巡抚治下多少促进了这片区域的内部认同。由于可见，即便是在统一的明朝的内部，在深山中，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单一化，其实这个背后的真正原因，或许应该是汉畲冲突这个历史事实，官府势力随着汉化的上层社会不断深入深山中，带来的是税收等压力的增加，山中本来就产出较低，而且受天气影响收成不稳定，因此灾年民变自然而然。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就是，由于新大陆发现，白银的流入，使明朝更深地卷入了货币经济之中，而山中本来就商品经济不发达，要换去白银上缴的难度更大，这个也加剧了民变的发生。同时也造成更多的人躲入深山，一方面是寻求新的谋生地，另一方面躲避官民冲突以及官府的压迫。
入清以后，兴宁的民变记录明显减少，这也说明经过明代激烈的冲突交融之下，这篇区域的汉认同占得了绝对上风，清初相对清廉，未对该区域的造成更多的困扰。明末清初应该是贵公迁入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公元1600年前后，社会动荡让贵公离开故地，或者因破产被迫外迁谋生，或参与某次民变被迫隐姓埋名，其中后者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是破产外出，则贵公无力与丘氏博地，反而是个性强悍才能在弱势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蔡君平

2、现状
    2.1总体描述
谈到现在，本来应该不难描述，但近年来中村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迎来了开基以来最大的变化，人口大量外迁，先是外出务工经商，2000年后城市化拉力下，村内常住人口已经非常至少，所以现状非常难。或许可以从村委得到一些数据，比如有多少户，多少人，年龄结构如何，外迁情况怎样，这些应该不难了。因为我所做的不是学术上的研究，所以仅选择百度地图，从直观上去简单描述，然而近三四十年水泥钢筋的大量引入，已经彻底模糊了开基以来的历史面貌。还好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抓住了历史的尾巴，记忆中还有些当时的图景。
    2.2 交通
    首先是变化最大的是交通，由于处于深山之中，中村的变化非常缓慢，估计在那个时代任意穿越都不会有太多的违和感。现在一条水泥硬底化的乡道X334贯穿其中,原来山脚的羊肠小道慢慢不见了。村道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村民陆续在村道两侧盖起了四四方方的水泥钢筋房，传统的砖瓦房一间间被放弃，也陆陆续续在雨滴的滴答声中缓缓倒下消失。旧时要步行两个小时(可不是现在的散步)，翻越山路才能赴泥陂墟，而今摩托车二十分钟足够。
2.3 建筑
    水泥钢筋的建筑技术引进之前，任何单独一个家庭都难以独力建造一栋住宅，因此二十世纪之前，中村蔡氏有四个老屋，分别是老蔡屋，围龙屋，艮背，高光第，其他再有应该就是零星的棚屋。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水泥红砖取代了泥砖灰瓦，小家庭取代了家族共有。以前小家庭都是分家的时候，按户数分到上一辈拥有的部分房间，每家都没有独立的产权。而今每家都有了自己单独一栋的水泥钢筋房，老屋成了空置的遗产，在风雨中慢慢消失。现在老蔡屋只剩下半间，围龙屋，艮背，高光第还相对完好，此外村中还有 砖瓦房，栋水泥钢筋房。
    2.4 人口
二十世纪以来人口外迁成了不可逆的趋势，最先是生活困苦的被迫外出谋生，清末民初则有相对文化水平较高的外出发展，到改革开放前也如是，有参加战争的，有外出读书，有外出务工，但都为数甚少，到了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成了主流。所以目前中村蔡氏半数不常住，基本上迁到坭陂镇，或兴宁市区，也有外迁其他城市，也有已外迁但户籍仍在村中的。常住人口已老年人为主，部分中年和小孩，回村过年的人口也在逐年减少。
2.5 经济
村中依旧是农业社会，虽然已不再是农业人口为主，小店仅一间，上门卖豆腐、猪肉和蔬菜，由于道路条件改善，日常消费均到坭陂镇，村中清静异常，空气和水俱佳，虽然有桉树破坏水土，周边有砖厂污染空气，山谷之中，比城镇已好太多。村中家庭收入以务工为主，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人均收入无法计算。大体可分为，住珠三角等大城市的收入较好，已在县城购房的收入尚可，在镇上买房的收入不错，只有村中房产的收入一般，总体而言应接近中等收入下缘，虽然达不到2019年全国人均GDP九千美元的水平，人均收入应在全国平均的一半左右，不考虑负债情况，平均每家有一台汽车。
2.6 作物和植物
作物方面，村中农作物以一年两季的水稻为主，但除了日照较好，成片较大，机械耕作方便的农田外，其他开垦百年的田地多已荒废。其他农作物主要有木薯、番薯，玉米和花生也较常见，种果树的不多，光照不佳，水果不甜，龙眼荔枝经常被霜打死。
山中最重要的植物是卤蕨，以前是最主要的燃料，祖祖辈辈用它来烧火做饭，祖辈大多都有从小就挑着卤蕨走十里山路去买的艰苦记忆，它曾经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虽然它不是最主要的燃料，它其实就是一种杂草，火很大，不耐烧，但它很重要，因为它漫山遍野都是，而且长得很快，割之不尽，不像树木生长期那么长，砍完就没有了。其次就是松树，松针(松叶)，松果都是燃料，小时候用爬底喇松毛，捡松果的记忆尤新，父辈还有割松香的经历。还有就是杉树，满身都是刺，就是它的叶子，它是改砖瓦房的上好木料，因为它高且直，干了后很轻，也许不少人有偷偷砍杉树的记忆也未可知。再来就是捻子(当梨)，中村最重要的野果子，或许是记忆最深的零食，多少人因为吃太多拉不出便便。
    以上似乎讲了很多不相关的东西，其实是在还原环境，为下文作铺垫，这也因资料有限，只能从相关方面拼凑图境。

若思

旧时族谱许多谬误，尤其容易混入上杭派系。我们张氏旧时这样。需要深入研究。

xnsfgh

不错，够努力。期待续篇。

若思

如此有研究，难得——

蔡君平

1、前言 1.1 写作背景 一直以来，我都想写点关于身份认同的东西，一则是因为我生于五华，虽是一村之隔，但语调上的不同对自身身份认同上却带来一些困扰，在五华被人叫“鲶哥里”（源于兴宁音暗酿哥里），二是在广州时被称为“客家人”，在被贴标签的过程中，产生了探究身份认同的想法。在高中时代，同龄人大多都外出打工，复习时望着对门的瓦片，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产生了更深的困惑。 从1992年至1999年，我几乎每天都生活在这块地方，1999年至2005年，除了读书时节，我住在这里，2005年至2018年我每年至少有一个月住这里，因此我对这里的变迁算得上非常了解，虽然当时因为知识和思维方式上存在不足，无法充分解读这些变迁背后的内容，但留下了直观的印象。近年来随着知识体系的建立，再加上重回梅州工作和生活，闲暇重拾了探究身份认同的想法。偶然间了解了一些更加久远的背景知识，虽然所知有限，史料匮乏，却想抛砖引玉，若有先进拥有更加具体的史料（祖辈留下的所有带有文字的资料，或者器具、碑石、传说等等），可以不断补充完善，以求还原更加接近真实的中村蔡氏历史。 1.2 研究背景 虽然还处于民族主义不断被强调的时代，宗族是被压抑的议题，另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被彻底解构，现在的兴宁的家庭结构已经非常接近欧美的家庭结构，欧美的核心家庭是以夫妇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家庭结构，老年祖父母辈又是独立一个家，兴宁的家虽然祖父母辈仍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孝道已不再被当做社会核心价值进行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保机制的普及，祖父辈被推向独立似乎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宗族则经过上世纪的多次革命，已彻底成了历史记忆。 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正好可以比较心平气和来研究宗族，由于条件受限，我只能拿自己有所了解的自己的宗族来做研究，在行文过程中，我要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受偏见影响，尽量做到客观，但受探究先人历史的好奇驱动，做一些依据不足的推测也或未可知，希望读者不要过于苛责，那是我水平不够，而不是有意为之。 1.3 研究方法 理论上，我应该走遍中村每个角落，逐户去了解一下各家的情况，再来写这个比较合适，不应该仅通过族谱、县志、百度地图和老人家言就草率行文，但由于业余时间不多，每家每户去做田野调查的难度较大，而我的本意在于抛转引玉，想丢出一些概念，展开骨架，更多细节，由诸贤详加补充。所以我只能说简史，多用不确定性的词语，尽量不做细节描写，行文的核心五个字：据当时形势。因此更多的背景在于，当时闽粤赣山区、汉地十八省以及外界影响来印证族谱、村落形态和老人家言。 1.4 背景资料 在正式行文之前，需要交代一个较大范畴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客家”，各位只有在了解这些后，才不至于对后面内容感觉过于唐突。 所谓客家，现在被普遍接受为形成于闽粤赣山区，说中古官话的一个汉族民系，客家人起源于中原地区经过多次迁徙，是正宗纯粹的汉人。近年来新的研究，对罗香林教授1930年代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研究认为罗教授的说法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人减少了三分之二，汉武帝时期汉人六千万，而三国时期刘备集团仅有一百多万便有鼎立三足的实力，可想而知人口锐减之惊人。再者经过所谓的“五胡乱华”以及随后的北朝，四百年民族大融合后，汉的血统比例多少已经存疑。东晋和南朝方面，汉朝虽然统治南方多年，但南越国直至汉武帝时代才被灭，南方的百越似乎在山区未被彻底同化，从《世说新语》有“溪狗”这个蔑称可知江浙一带还有少数民族的存在，王导让南渡衣冠垦殖会稽一带在地世族势力之外处女地，更加说明农耕的汉人势力还未深入山区。 随后的隋唐是拓拔国家，这个认识慢慢成为了共识，虽然我们认为汉唐一体，汉人即是唐人，但事实上两者不尽相同。李渊的鲜卑姓是“大野”，李世民有名的长孙皇后，还有尉迟恭等名将均是鲜卑人，陈寅恪教授提出的关陇集团，即使鲜卑八柱国这个武人集团，是隋唐的统治集团。我们到现在还认为隋唐朝是汉国家，主要是因为隋文帝杨坚(杨坚的鲜卑名叫普六茹坚)重申他继承是汉魏，随后李唐继承了隋朝的体制，在唐朝汉人的概念被放大了，文化上你认为你是汉人，而又在唐王朝的户籍里面，你就是汉人，否则就是化外之人，也就是所谓的少数民族，此时的汉已是被在定义的汉，提纯不纯已毫无意义。 到了宋朝，问题就更加麻烦了，终宋朝之世北边都有一个比它强大的游民民族政权在那里，最后蒙古人甚至灭掉宋朝。一方面宋儒理学不断发展，给汉人戴上了许多理学枷锁，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让宋人不断强化汉的自我认同。这种情形也压制了南方族群原有的身份认同。宋朝政府在失去中原大块土地后，不得不把重心移向南方，随着经济重心转到江浙一带，江浙地区的汉人认同彻底形成，而这种情形在东南方也在加剧，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则还在坚强抵制。宋朝灭亡后，广东出现畲军响应宋军共同抗元的历史故事，说明对宋的认同深入了该地。而本文提到的福粤公(被认为是入粤开基一世祖)，据说生于1117年，这一年是宋宋徽宗政和七年，也是辽天庆七年，而这一年蔡卞逝世；福粤公卒于1188年，已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也就是说福粤公生活在金灭北宋和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下，或许福粤公正是在这个重大历史背景下，从福建武平高梧迁往梅县松源开基，诗书耕读，到了第四世若霖公考取了进士，其后第五世定夫公也高中，第六世蒙吉公更是少年进士，实现“一门三进士”的壮举，蒙吉公更在南宋灭亡后组织抗金就义，就此而言无论福粤公后人无论如何也可以称为汉人。 明朝收复了长城以内的汉地，作为内缩的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巴不得将统治下的每个人做成农民把他们种在地里，当然这跟他少年时代经历了元这个世界商业帝国的严重通货膨胀有关，商业周期的波动对下层人民带来的苦难深植他的脑海，这也让他认为变动是灾难的根源，在他统治的时代，他想规定人民的没一个动作。这些祖制奠定了明朝其后的统治基调，虽然此后的皇帝做出了各种变通，但仍无法跟上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美洲传人的物种和白银，让底层市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礼教从士人阶层传导到基层民众，汉的意识在汉地十八省反复被强调，闽粵赣山区也不例外，原有的畲瑶等百越民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明朝末年推动的改土归流以及造成的叛乱，是矛盾激烈化的表现。汉在明朝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上的意义。 清是外族政权，在“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下，想必汉人都不敢强调自己汉的身份认同，而满清皇帝一方面在满人中不断强调满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则积极避免激情汉人的强烈汉人认同，终清朝之世，满清皇帝都做得不错。本文选取的时间开端应该是清初，也就是中村蔡氏开基祖贵公从筲箕洞迁入中村的时间节点。此时应是汉人认同不被强调的年代，也是“客家”这个概念不知何物的年代。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是想让读者先暂时放下我们所处年代的“客家”概念，从以上描述也可得知中村蔡氏，至少一千年以来，中村蔡氏跟中原无关，假设族谱真实可靠，福粤公在两宋之际入梅县松源开基，而在之前不可考，假设福粤公先人是东晋衣冠南渡，而经过六百多年，二三十代，中原血统也存疑了，更何况当时南渡的是淮水，还在江浙，尚未入闽。而今中村蔡氏张贴的“济阳堂”，源于东晋被封为济阳男的陈留郡蔡谟，而期间的历史不可考，或许是福粤公因某种机缘给自己选了蔡姓，否则难以解释为何福粤公会有畲族色彩浓重的千一郎，如果说这一现象是孤例也就罢了，其后族谱中伯信公又名全千五郎，而贵公则被记载为又名大郎公或千四郎，似乎在掩盖什么，却又如实地记载了他们的畲名。这些都是汉化过程中残留的证词，当然现代的汉人大多都是文化概念上的汉人，汉朝人的血统残留几许，宋人血统残留几许都是未知数，而在民族主义走向解构的今天，我们也大可不必去纠结是否中原胄裔，祖先来自哪里，应该坦然去面对真实的历史，不应因祖先来自中原而喜，更不应因祖先是少数族群而卑。试问中原地，谁不是族群融合的产物？对少数族裔的蔑视，是汉文化中恶劣的部分，将周边民族认为是蛮夷，不是人，至今地名中残留多少带虫的字眼，比如蜀、粤，我们在习得汉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接受了这些观念而没做检讨实在不可取。 客家概念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操现在所谓的客语系的知识分子，包括徐旭曾、罗香林他们都在不断强调我们是正宗汉人，我们的祖先来自于汉字发源地--中原，从徐旭曾到罗香林，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营造了这个形象，在经过半世纪的传播，客家这个概念已深入这个语系人的内心，以至于绕开客家这个词汇，我都不知道怎么指称这个族群。当然我也无意强调我们的祖先不是汉人，更多部分来自于畲或瑶，虽然没有历史资料证明我们的先人自称汉人，但从中村蔡氏开基祖贵公以下，再未见到类似千几郎或万几郎的名字，而且他们都接受了蔡这个汉姓，因此他们毋容置疑已是汉人。 当然福粤公和贵公应该都没有面临要自辩是汉人的压力，因为他们没有迁入其他语系为主的地区，徐旭曾提出客是源于中原的正宗汉人，是在博罗土客械斗后的背景下提出的，《丰湖杂记》认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罗香林也是在被质疑非汉族的社会氛围下，努力证明“客家”乃汉人之正宗也。 而自福粤公至贵公的几百年内，当然这是假设族谱大部分真实，而且忽略期间的年代差异，这些在下文会详细论述，闽粤赣地区的族群在不断汉化，随着耕地不断被开垦，汉的定居模式的引入，官话系统不断植入，该区域走向了山区汉化的模式。而广东的另外两个族群则走了他们的另外一条汉化之路，他们发展与冲积平原，人口密度较大，相互之间的交流必然也比较频繁，而且语言同化的程度也较深，文化也较快趋同，所谓的广府从秦驻军五十万开始，引入汉语系统，故保留更古的音，其后北人南迁大抵加剧了这个进程；闽这边则是闽的语言系统植入了汉文体系。而五岭山脉中，丛山的阻隔，山谷中人口稀少，因此汉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而且不同山脉之间汉化程度大不相同，虽然都是百越系统汉化，由于交往不便，差异累加，每个地方的语调都不相同，这就是客语出现各种腔调的原因。与其说福粤公和贵公传人说的是客家话，倒不如说他们说的是百越话，虽然百越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丢失，残存的主体几乎是官话，而且这些被上千年的汉化和两百年的客家化所掩盖，但我们在探究历史真实的时候还是要指出一点。 1.5 名词说明 在前文我不断提到一个名词:中村蔡氏，估计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人也会感到困惑，中村蔡氏？为什么不是王村蔡氏？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择中村蔡氏作为名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王村在1950面前不存在，而我要讲的历史主要我1950年以后，于是我翻查县志等历史资料，而1992年的《兴宁县志》在1951年成立坭陂公社时才有王村这个字眼，这使我大惑不解。反复翻阅1870年出版的《兴宁县图》未发现王村，于是问父辈，王村以前叫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我想到《兴宁县图说》“官陂堡城东南二十五里内有小村三曰厢子塘曰社岗围曰角嶂”，角嶂下和社岗岭我都听过，只是我忘了社岗岭在哪里，于是问父亲，他说以前的王村小学那里就叫社岗岭啊，于是我想，以前王村的上村很有可能叫社岗围，而中村和下村与现在的角嶂下应该就叫角嶂了。至于为什么1950年开始突然出现王村这个词，或者是行政区域改革的时候当时的负责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写下了王村二字。因此我想叫将我们成为王村蔡氏似乎不合适，而叫社岗围蔡氏或者角嶂蔡氏似乎都不合适，倒不如用跟晚近而且名词称中村蔡氏比较合适，一方面可以缩窄叙述的范围，另外中村姓氏相对单一，除了蔡姓几百人外，丘姓和肖姓人数都比较少。 还有就是为什么说是三百年简史，一则是长辈估计老蔡屋有三四百年历史，而开基祖贵公被认为是中村蔡氏四世祖(福粤公第十四世)，在本文为方便起见我将贵公称为中村蔡氏一世祖，而我在族谱中被记载为第二十世，也就是本文认为的中村蔡氏第十六代传人，期间跨越十六代，按一代25年计算四百年跨度，我想古人的代际跨度应该比较小，按20年至22年计算，三百多年，或许更接近真实。而那个时代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动荡，贵公迁徙可能性也比较大。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华南社会才逐步稳定，贵公大概是在明末至1681年期间迁入中村开基也许比较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