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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斋吟稿。 本报记者严艺超 翻拍
倦斋吟稿。 本报记者严艺超 翻拍
李绮青画像。 本报记者严艺超 翻拍
李绮青画像。 本报记者严艺超 翻拍
都市巷25号，已成平凡百姓家。 本报记者严艺超 摄
都市巷25号，已成平凡百姓家。 本报记者严艺超 摄
故居里的木檐雕花传递着一个家族荣耀的信息。本报记者严艺超 摄
故居里的木檐雕花传递着一个家族荣耀的信息。本报记者严艺超 摄
清末民初时，惠州有这么一个才子：他才华横溢，一手好词惊艳寰宇，被誉为 “岭表词场之射雕手”；他满腔抱负，廉勤从政却得不到世人认同；他客死异乡，一缕乡愁跨越不了时代鸿沟……总之，他就是这么一个充满褒扬和争议的人物，让后人对他的认识从来没有清晰过。
李绮青 （1859~1925年），字汉珍、汉父，号倦斋，惠城区桥西都市巷人。他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考中进士，踏足仕途20余年，官至吉林宁安知府。由于他身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记载他生平的文字史料散见于各种民国期刊、奏折公牍，后人难得一见，以至于人们一谈起李绮青时，只知道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而对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却一知半解。本报记者力图在史料考据上有所突破，向读者展示一个更加形象丰满的李绮青。
丰湖翘楚 踏足仕途
李绮青出生的年代，恰恰是广东词学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清咸丰九年（1859），与李绮青有密切联系的江逢辰、梁鼎芬，以及在广东文坛上享有盛誉的汪兆铨、伍延鎏都在这一年出生。
李绮青出生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跨入近代，广东率先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时局每况愈下，置身其中的士子不能不为之忧心忡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绮青以词抒怀，走上文学的道路，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据民国《惠阳县志》记载，李绮青祖籍梅州兴宁，因先祖经商于归善县城，遂落籍惠州。到了清末，李氏已成归善书香望族。都市巷25号被市文物部门认定为李绮青故居，无论从建筑的外观还是屋内的雕花装饰来看，这座古宅算得上是豪宅。
李绮青天资聪颖，弱冠之年即拔贡，成为惠州士子的佼佼者。清光绪十二年，正在丰湖书院求学的李绮青遇到良师梁鼎芬。梁的处世原则，影响了李绮青日后的政治取向。
梁鼎芬是终清一代绝无仅有的“从九品翰林”。他21岁中进士入翰林，却因光绪十年（1884）上疏弹劾李鸿章被罢官返回家乡广州。当时主持粤政的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他赏识梁鼎芬的才名风骨，聘其主讲丰湖书院。就这样，梁鼎芬于光绪十二年（1886）来到了惠州。
梁鼎芬任丰湖书院山长 （山长即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前后不到两年，但足以影响惠州士林的一代文风。据他的门生许寿田的忆述：当时惠州“士习固陋，风气未开，先生（即梁鼎芬）思有以启迪之。进院之日，告诫诸生，勿只重帖括，要向远大处想。”梁鼎芬对晚清官场政治的腐败和士气的孱庸深忧疾愤，欲以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的文章道德气节倡导诸生。李绮青作为梁鼎芬在丰湖书院的高足，和江逢辰一样，始终不忘梁鼎芬的谆谆教诲。
光绪十三年，梁鼎芬调任端溪书院，离开惠州时特意携带得意弟子十人随往。在端溪书院，梁鼎芬定章程55条，对生徒要求甚严。次年，梁受张之洞之聘到广州广雅书院担主讲，亦不忘将这十人带到广雅书院。这十人，就是惠州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 “丰湖十子”，李绮青就是其一。光绪十六年（1890），刚中举人一年的李绮青不负师望，考中进士，踏足仕途，终于可以一展胸中抱负。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
年富力强 刚正不阿
李绮青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差事是赴福建任安溪县令。据《光绪朝?批奏摺》记载，李绮青的到任时间是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初三，“捐同知衔，委署安溪县事”。他在安溪的时间长达4年多，是他宦海生涯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次。在李绮青所著的《听风听水词》中收录了近10首写于此时的词，不少是下乡考察时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由此可以看出李绮青的勤政。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由于惠安县知县唐志燮办理案件时措置失当，被开缺留省，而惠安县东临台湾海峡，历来是海疆冲要之地。为了尽快调遣能干之员接任，闽浙总督边宝全第一时间想到的人选就是李绮青。边宝全在《奏为拣员调补海疆要缺知县恭折》中说，李绮青“年力富强，才具稳练，于海疆风土民情较为熟悉，以之补授惠安县知县，洵堪胜任”。这可以看成是对李绮青在闽政绩的首肯评价。
是年二月，李绮青补授惠安县知县，五月初一到任。由于史料的不足，李绮青在惠安的政绩尚不明确。但从民国《惠阳县志》的记载中，我们还是能领略到李绮青刚正不阿的性格：“惠安、安溪两县，县号难治，而剔蠹抚民，虽长官不阿，至今称之。”事实上，李绮青在惠安的任职时间也不长，次年九月，他就因祖母病重而开缺回籍守制，在惠州呆了整整三年。
李绮青在福建为官7载，历署安溪、同安、龙溪、惠安等县。在这7年时间里，他虽然得到要员的青睐，但在庞杂的官僚机构里，要升迁又谈何容易。另一方面，他在福州认识了张景祁、冒广生、戴凤仪等文人骚客，填词的功夫日益长进，文名远播。冒广生客居福州之前，早已知悉李绮青的大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李绮青结束守制，赴吏部投供候选。所谓投供候选，即候选官员将得选缺时，按吏部规定日期报到，亲笔书写履历单，呈交吏部文选司，以待铨选。在腐败的晚清，这一候选制度可不简单，倘若没有跑动关系，很多官员等到头发花白也没能等到一官半职。李绮青则因为在惠州三洲田“土匪”肃清案中有“出力汇保”之功，有“应升之缺升用”的筹码，才得以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分发到直隶武邑县知县一职，光绪三十年七月到任。
推行新政 出人意表
重新回到知县的位置上，李绮青又展示出精力旺盛的强人风范。据清宣统元年（1909）《政治官报》中的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署理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以李绮青补绥芬同知折》，武邑县“号称难治，盗风最炽”，李绮青“勤于缉捕，创办巡警，严定章程，未逾起年，萑符（指土匪和强盗）屏迹”，“人皆以为能”。除此之外，在教育事业上的投入也是李绮青在武邑县施政的一大亮点。光绪三十年出版的第一期 《直隶教育杂志》上收录了《武邑县李令绮青拟办高等小学堂情形禀并批》一文，可知李绮青所办的学堂规程完备，经费充裕，成绩昭然，为督臣所称奖。这个督臣，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袁世凯对李绮青的青睐，应当始于李绮青任武邑县知县时。李绮青在直隶迁职频繁，在宣统元年之前还担任沙河、鸡泽、大名、东明、安肃等县的知县。每到一处，他都积极奉行袁世凯的清末新政。据民国《惠阳县志》记载，袁世凯“厉行新政，虑有捍格，令绮青条陈编订，遂皆推行”，可见李绮青俨然就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见载于《北洋法政学报》的《鸡泽县李令绮青上袁宫保条陈新官制禀文》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清末新政，其主要内容是推行宪政改革，主张朝廷实行立宪，而直隶州县的基层官员在宪政宣传中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绮青在日常工作之余，也积极学习西方宪政书籍，不时向直隶总督建言献策。据考证，直隶省的一些司法改革建议正是来源于李绮青。在《北洋公牍类纂》一书中，李绮青有关这方面的建议至少有三条，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鸡泽县李令绮青禀陈司法改良管见文并批》。李绮青提出了司法与行政必须分离的高见：“必法政分离，此后则行政不杂而法权始尊。”他还对直隶司法界存在的问题予以条陈，认为：“知府仍据长官一级，臬司犹未直接法部”，这样会造成一系列恶果，最明显的莫过于“欲清讼而讼日滋也，此犹府县未分治之弊也。……奉行之官至有时无所适从，此亦司法不能独立之弊所致也。”由此可以看出，李绮青已经认识到在司法改革中，司法行政体制的建立健全尤为重要，正是由于司法与行政的职能未分，才导致了司法改革的重重困难。
又据《调署鸡泽县李令绮青禀拟裁衙役参酌司法改良章程文并批》，李绮青的另一精彩建言是精简裁汰冗员蠹吏，被袁世凯认为 “多有可采”。李绮青将这些冗员划为三等：“性情狡猾习染最深者锄而去之；老弱无能身有烟癖者汰而去之；此外年力尚壮谨饬少过者酌量留用，倘仍破坏法律，随时革除。”这样的做法既达到了裁汰冗员的目的，又照顾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没有因为改革力度过大过快而出现“操之太蹙，转蹈川壅溃防”的局面。可以说，李绮青的这一建议是有很强的操作性的。禀文最后，李绮青不忘谦虚地说：“卑职初任闽南，继官北直，经历八县，偶有经验，不敢自是，是否有当，伏乞钧裁。”一个善于剪红刻翠的词人能有如此超前的见识和谦虚的态度，这是出人意表的。
出关塞北 黯然辞职
李绮青在直隶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关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徐世昌委托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朝廷，让李绮青升任绥芬厅同知。陈昭常在奏折上说：李绮青“学识优长，操守廉洁，服官南北凡二十年，历暑繁要，所至有声”，调来吉林 “欲畀以事权，以展其才”。
宣统元年四月，经吏部批准，李绮青北上吉林。据民国《惠阳县志》记载，“当是时，东邻（即日本）虎视东三省，俄又自西伯利亚筑铁路横贯之”，时局阴云密布。1909年10月26日，一场瓜分中国的日俄秘密会议在哈尔滨举行，日方的代表是当时日本派往朝鲜的统监伊藤博文。就在这一天，曾经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车站。伊藤被刺后，日方迁怒于中国，“移尸诿御，责言交至”，两方剑拔弩张，大有开战之势。这时候，李绮青临危受命，“率兵驰勘，据约力争”，消弭了一场战乱，立了头功。
当过了11个县的县令的李绮青，终于在这一年乘着绥芬厅升绥芬府，绥芬府又改宁安府的东风，当上了宁安府知府。不过此时的他心情并不因升官而愉悦，因为在这一年的闰二月，他的妻子陈氏病逝。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创伤。李绮青在《高阳台》悼词自引说：“余羁绁塞外，贫不能归，触景生悲，万感交集。”为官廿载，兢兢业业的李绮青竟“贫不能归”，这也是出乎常人意料的。
一来受爱妻病殁的打击，二来有感于时局的颠簸，李绮青在诗词创作上的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宁安时，他修筑忆槎亭来怀念顺治年间的爱国诗人吴汉槎，并作《忆槎亭记述》：“西风怀人，因斯作亭，匪惟自伤，离索盛衰之感，尤不能置矣。”此时的李绮青，已经有遁逃宦海之意。宣统二年四月，他向吉林巡抚陈昭常递交了辞呈。这封用骈文写的辞呈被民国 《宁安县志》所收录，名为《李前太守绮青上吉林陈巡抚辞职禀》，文中有“江湖梦远，勿能再做衙官……宦迹离合，两戒已穷，世俗毁誉，一言以弊”的语句，一代才子的复杂心境，尽在其中。
说到“世俗毁誉”，不能不提李绮青在直隶沙河县执政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据《沙河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绮青因为增收地赋钱粮，激起民愤，使得上万群众到县城请愿。这件事让李绮青落了个千古骂名，当地流传下了《沙河洪堂》、《光棍回官》、《放光棍》三首挖苦他的民谣。说他暴君的有“可恨李知县，官逼民心变”，说他贪婪的有“银子六十两，放你回白塔”，说他献媚的有“见了袁世凯，一等大体面”等等。这些民谣，想来李绮青也是知道的。清末新政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无异于泼了李绮青一盆刺骨的冰水，他还会留恋官场么？
“世俗毁誉”之二，可能与李绮青的爱妾何氏有关。何氏是广州青楼女子，坊间传说李绮青在广州读书时留恋于何氏处，竟将赶考的盘缠花光。何氏知道后以金镯助他上京，李绮青当即立誓高中后回来娶她。后来，李绮青果然高中，并不管社会的眼光和世俗评价，履行诺言迎娶何氏，成为佳话。
旅居京华 凄凉病逝
虽然李绮青在四月辞职，但他一直到次年春才离开东北。宣统三年四月，出关后寓居京城的李绮青又迎来一次沉重打击：继爱妻陈氏去世后，爱妾何氏也香消玉殒。这还不算，没多久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亡，李绮青更有禾黍之悲，不能自拔。民国元年（1912）二月，隐居天津的李绮青受旧北京政府之官绅的邀请，共和政体研究会，但很快就了无兴趣，再次退出乏味的政治圈，过上了“观荷命酒，风流佚荡”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他回到惠州，为去世的祖母守丧，在家乡度过了除夕和春节。在他所著的《倦斋吟稿》中有《除夕》一诗：“十年远宦迟归计，万里麻衣返故居。散落遗民兵燹后，萧条破屋雪霜余。”这时的李绮青，已经以遗民自居，这也应该是李绮青最后一次回到惠州。
据民国三年 《政治官报》的《第三届核准免试考询合格知事分发单》显示，李绮青以前清进士的身份，得以免试分发直隶省任职。但是从惠州返京之后的李绮青并没有领这个情，他固守在京城寓所的皓鹤亭，过起了前朝遗老的“孤独”生活。
李绮青的晚年是凄凉的，他只能是卖文为生，更多时甚至要依靠女儿卖艺供养。尽管如此，李绮青的文人秉性却没有消除。有一次他向朋友借了三百金度日，经过一书坊时，竟以大半购书而归。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性格，李绮青在京城有着层次很高的文化交际圈，如支持袁世凯登基的张伯桢、与邓承修齐名的清流干将陈宝琛。这些清季遗民，为坚守气节而避世做遗老。社会大变局所造成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价值的失序，使这些坚守旧传统的读书人感到迷惘。在新的体制中他们找不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切入点，他们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他们的结局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被滚滚的历史洪流所淘汰。
张伯桢决意归隐田园时，作《篁溪归钓图》以志其悔，一时间京城里的数十位文化界名人为这幅画题词，李绮青也不例外。他的题诗有这么一句：“故乡风景羡罗浮，不作山棲竟枕流。想是丹邱犹有劫，不如安稳在渔舟。”并自注：“辛亥间，民军起，罗浮名刹焚烬殆尽，故及之。”这首诗，流露了李绮青深深的乡思，而那一句短短的自注，更见出他对乡邦文化未来命运，充满了惶惑和忧虑。
民国十四年（1925），怀抱着“草间偷活”之痛，以及深沉的思乡之情的李绮青在北京病逝。他身后萧条，丧葬费还亏得当时的教育总长梁士诒资助，直到1929年才归葬西湖。他的侄子李煦寰（后授陆军中将）当时正在法国留学，越洋寄联哀挽道：“兰成老去尚天涯，最怜麦秀余悲，独向词章寄孤愤；丁令归来失华表，独愧缥湘事业，惭无才调继前贤。”——— “老去尚天涯”，确能道出李绮青晚景凄凉，有乡难归的窘境。
他留给后人的《听风听水词》和《草间词》，一直用离愁别恨、悼古伤春的词句，描述着自己九曲回肠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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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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