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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为价格过快上涨、通胀压力愈来愈大所苦。10月份CPI同比上涨4.4%，创25个月来新高，并且已连续4个月超过3%的通胀警戒线。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0.1%，蔬菜价格上涨了31%，创2年来的新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此轮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我国通胀压力的形成是一种“内外夹击”、“偶然加必然”的多因素综合症，是一种混合型的通胀。它既有国内市场成本上升推动的成本型通胀因素，也有因货币超发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因素，还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因素的作用。它既是我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现象，还夹杂着今年灾害性天气、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等偶然、突发性因素。因此，对于这种通胀压力，不能简单地从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理论方面做文章，而应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措施，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
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缓解通胀压力，方法有多种，世界各国常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直接价格管制，这是最原始简单的方法，但负面效果较多;二是通过财政、税收、货币等金融政策来调控，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三是通过升值本国货币来减缓输入型通胀，这种做法很容易对出口以及国内经济造成影响;四是通过减税以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居民收入来对冲通货膨胀的影响。综观这些措施，可以简单地用“堵、疏并举”来概括：既要堵住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还要疏通国内外致使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恶性通胀的发生。
第一、对于国内货币超发，宜用“堵”的手段，应收紧流动性，管住钱袋子。
通胀的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国内价格上涨需要多印发钞票，而多印发的钞票反过来推动价格上涨。因此，即使超发的货币不是引发通胀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主要因素，正是由于“货币超发”这个因，才有通胀这个结果的发生。
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引致货币需求的扩大，以及大量外汇流入，特别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相继实行了宽松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2010年预算为7.5万亿，两年共超过17万亿，这在以往至少是5年以上的信贷增量。有关统计表明，2000年我国广义货币(M2)供应量与GDP的比例为1.5∶1，2009年为1.8∶1，到今年9月已上升到2.6∶1。截至10月末，我国M2余额为69.98万亿元，占GDP高达180%以上，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位居第一(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3)。如果按照央行设定的17%的M2增速计算，两年之后M2规模就将达到100万亿以上。如此巨额的货币，放到任何一个行业或某一类产品，都会引起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
第二、对于因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大量热钱流入我国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现象，宜“堵、疏并举”。
首先，要充分利用一些国际组织平台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避免一些国家以邻为壑引起货币战争，从而导致国际金融震荡。
其次，从源头入手，多部门联合形成联防体系，严格审查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性，评估进出口价格的合理性，对于大额预收或延付货款进行备案登记，合理调控其融资期限;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审核并监控生产性资金的流向，防止其转向房地产市场或股市。金融部门要监测存款账户中的存留量状况，追踪大额、频繁异常流动情况，重点关注外汇短期流动信息。同时。外汇管理部门要及时掌握外汇项目的信息变动，尤其是非居民以及个人外汇账户的开立及资金流动情况。
再次，对于已经流入进来的热钱，要努力治理国内市场，疏通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资本市场运作能力，优化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投资，合理规划资本流出。
第三，对于国内其他一起推动价格特别是食品上涨的因素，要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对于农产品产量因灾害性天气影响而下降，应采取“疏”的措施。从增加供给入手，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比如落实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鼓励、利用价格基金支持扩大相关短缺农产品生产、完善强化大宗农产品储备体系并及时进行储备投放等举措。
对于游资炒作或利用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和不规范而涨价的现象，应采取“堵”的措施予以坚决打击，有些甚至可以采取直接价格管制措施。首先，加快建立金融、工商、物价等多部门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对炒作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给予严惩。其次，严格打击消费品流通环节，特别是农产品流通环节层层倒手批发、层层加码加价现象，遏制通过串谋等手段来哄抬农产品价格的不法商业行为，从而让农产品价格回到正常的价格波动区间。再次，借鉴韩国为应对“泡菜价格危机”而降低燃气费的经验，目前对于油、电、水、气等垄断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应严格进行控制，不宜过快、集中进行资源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减缓叠加效应。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我们要承认其合理的部分，不宜堵只能用疏的方法应对。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由于人工、土地、资源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而运营成本上升，对此，我们要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消化高成本的能力，防止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物价过快上涨。
第四，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和增加中低阶层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的方式，提高整个社会承受通胀的能力，这也是一条“疏”的措施。
刘满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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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兴宁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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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9 1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