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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有条“六成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的新闻，成为最热议的焦点。广州市的两家妇联机构（妇联研究室、妇女学会）和某媒体集团，此前组成调查小组，以中山大学等10所大学的在校女生为对象，发放、回收千份调查问卷，然后得出了一系列奇特的结论，除了被媒体刻意挑出来炒作的“富二代”问题，还包括 “1成女大学生表示一生只爱一人”、“2成女生认同师生恋并有意尝试”，等等。
倘若要得出尽量贴近现实和人群心理的调查结论，必然需要科学规划、做好专业测度，还不能缺失调查对象样本分布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即便有了这些前提，调查者也公正客观的进行数据统计，也并不能保证民调结论的准确性。一方面，问卷内容、提问和备选答案的诱导导向，都可能使调查者操控受访者的答案，后者所谓的自主性无非体现为程度差异。例如，提问，“你如果嫁给一个富二代，会挑选哪类富翁的公子：A.成龙；B.李嘉诚；C.比尔·盖茨；D.福特等传统豪门”，不管受访者选什么，都可以拿答案集中的倾向，来印证所谓受访者婚嫁心理的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提问方式、受访场合，以及调查者游说受访者答卷时给出的补充前提（并不在调查结论中体现）等因素会破坏调查的客观性，常常被调查者利用，来形成有利于其预期的答题倾向。按照心理学的一般观点，在办公室、教室（不管是空旷还是坐满人的）、宿舍、路边等可能对受访者答题造成干扰（从众）的场合，特别是调查者目视、旁边有人围观的情况下，受访者的选项很难真实反映个人观点。而且，民调举办者常常耍弄的一个花招是，在受访者对一些公开问题感到难为情的时候，告诉对方可以按照周边人的行为方式、而非个人倾向答题（例如，提问，“你是不是愿意被包养、愿意被包养多久、愿意接受的包养价格”，等等，受访者圈出的答案要么是基于影视剧、新闻报道、人际传播以讹传讹所形成的形象，要么就是随意乱指，几乎不具备真实性的可能）。
此前，广州市在治理河涌、“穿衣戴帽”、BRT等课题中，多次出现官方民调与网络投票的结果强烈反差，社会各界已经将原因指向前一种调查在前述两个方面的人为操控、干扰、结论导向。同样，广州市二妇联机构、某媒体集团共同开展的是次“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从其结论的离谱程度，亦可令人怀疑其调查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事实上，从这次调查的主办单位中，足以让人看出端倪。先说作为合作方的某媒体集团，其主打刊物正是专司炒作婚恋奇谈故事的行家——妇联组织为什么选择它来合办活动，而不是找同样官方背景的学院派，抑或国家、省、市级社科院机构。个中道道，令人浮想联翩。
众所周知，国内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官方背景的群团组织，向来在不同场合对同一问题，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比如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在争取上级拨款、项目配套、执法权力的时候，就会渲染当地污染的严重程度、环保执法力不从心的艰难；而一旦到了地方争评宜居城市、环保部门申报先进的时候，则数字、描述、基调都马上整体“变脸”。以此类推，一地妇联组织用隐晦不明、过程不详、无从验证的调查结果，难道不是在暗示其职责的必要性、活动空间拓展的重要性、增加政府拨款的紧急性？你不信？把该单位过去的年终总结找来吧，说的绝对不是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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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兴宁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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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3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