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 新中国第一位话剧女导演的赤子心
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戏剧界，孙维世可谓大名鼎鼎，可是，当今天人们试图了解这位英姿飒爽的共和国“红色公主”时，无论是网络还是书刊所给出的均是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和真假不明的报道，“暴毙”“惨死”“婚恋”“揭秘”等噱头充斥着我们所能寻找到的大部分资料，她的天赋、才华、艺术成就和贡献反倒成了不起眼的注脚，被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2012年12月26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成立71周年之际，国家话剧院以“继承维世精神、弘扬国话传统——孙维世艺术成就研讨会”和一本《唯有赤子心——孙维世诞辰91周年纪念文集》来缅怀这位杰出的戏剧家。
国家话剧院的一代宗师
孙维世1921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后被周恩来收为养女，有“红色公主”之称。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回国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在排练《保尔·柯察金》中与该院演员兼导演金山相恋结婚。“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致死。
学者们从她短暂的一生，总结出许多个新中国戏剧的“第一”：她是1949年以后第一位知名的话剧女导演；第一次系统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中国话剧；1952年执导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当时第一次成功上演的外国剧目；1965年推出的反映大庆精神的戏剧《初升的太阳》，作为深入生活并与群众结合的范例，开一时风气之先。
“中国国家话剧院最早的前身——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自194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71年的岁月蹉跎、风雨变迁，由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沿革而来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及建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央实验话剧院，伴随着国家的命运经历了辉煌与升腾，也度过了艰难与险阻。几十年的分分合合，2001年12月25日两院再度合并在一起，正式组建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话剧院院长周志强说，孙维世曾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和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是国家话剧院的一代宗师。“我们在今天纪念孙维世同志，就是要重新寻回以孙维世同志为代表的所有国话创业者和先驱们为人民而创作、为艺术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弘扬我们曾经尘封的光荣传统，再造国话崭新的形象。”
20位老艺术家还原 孙维世的真实形象
2010年秋，国家话剧院院刊《国话研究》做了一个关于孙维世的专题——《并非遥远的触碰，维世同志从未离开》。“专题本来只需要编辑一个6000字的稿子，但我们在收集资料时发现，材料真的太丰富了，最后专题变成了20页的特辑。”《国话研究》主编颜榴介绍。
即使是20页的特辑，也似乎远远不够。于是，《唯有赤子心——孙维世诞辰91周年纪念文集》应运而生。书名出自孙维世的爱人、表演艺术家金山的一首诗。
纪念文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国家话剧院编著，通过采访游本昌、雷恪声、石维坚、杨宗镜、蓝天野等近20位老艺术家，旨在还原孙维世的真实形象。
能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 是她的愿望
在“继承维世精神、弘扬国话传统——孙维世艺术成就研讨会”上，张奇虹、李畅、宋戈等老艺术家与孙维世的亲属共同追忆了这位新中国话剧的奠基者。
孙维世的女儿孙小兰动情地说，母亲能得到今天公正的历史评价是她几十年来的愿望。 “1968年2月28日，妈妈在火车站送我回大庆，她一再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自杀’，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了我们的诀别。”孙小兰至今还记得1972年春节，周恩来、邓颖超把只有18岁的她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告诉她母亲死去噩耗时的痛苦。
1954年，著名导演张奇虹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而这里正是1940年孙维世学习的地方。“学校里有个管服装的老太太，她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就问我‘你认识孙吗？’老太太口中的孙就是维世同志。老太太拉住我的手不停地夸维世同志。她说‘孙是好样的！’”张奇虹跟这位老太太交上了朋友，也从她嘴里听来了不少孙维世的故事。孙维世到这里学习的时候正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她在课余时间跟着老太太到红军医院慰问伤员，她喜欢唱《喀秋莎》，唱得特别好。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孙维世总是拉着老太太一起跑，老太太年纪大、个子小，总是落在孙维世的后面，等炸弹一来，孙维世就会把她抱住，扑在她身上掩护她。在老太太眼中，孙维世是英雄。
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看过孙维世导演的三出戏，《纽斯科夫兄弟》、《初升的太阳》和《一仆二主》。“从这三出戏的呈现，见证了孙维世把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精髓以及在体验基础上再体现的能力。从优秀演员游本昌非同一般的舞台表现力来看，也能证明孙维世真是一个能让中国演员从思想体系中得到活生生艺术能量的导演。”童道明说，孙维世是成功地、创造性地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转化为舞台艺术呈现的导演。
孙维世的笑让文艺批评家杜高终生难忘。“不听到孙维世的笑不会了解这个人，不会了解她的性格，她的笑是那样的爽朗、那样的响亮、那样的富有感染力。她是总导演，在剧院找她不困难，你只要听到那个笑，就可以知道孙维世在哪里。但是这样高贵而美丽的生命，却被‘文革’毁灭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孙维世。想到孙维世就知道‘文革’再不能发生了。”
老艺术家宋戈还记得当年孙维世对年轻人的关怀。困难时期，宋戈全身浮肿，孙维世给他带去了当时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有的维生素B12。后来得知孙维世被迫害，宋戈拿着那个盒子和小瓶哭了很长时间。
舞台美术家薛殿杰说，孙维世不仅在导演方面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对于剧院剧目的规划也有着深层次的思考。“她曾经跟我说，她的剧目规划中有莎士比亚、有赛金花。她对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和国外的优秀保留剧目本来是有部署的，后来因为极‘左’风来了，她的理想没有实现，跟着形势走，才排了《恨水长流》等。”
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李畅认为，孙维世推广的保留剧目制度，对演员的培养功不可没。“现在能有很多好的演员活跃在舞台上也和这种制度有关系，这是我们的一个法宝。”
表演艺术家游本昌为参加研讨会半夜没睡。79岁的游本昌激动地说，孙维世是可亲的艺术家，“文革”使她没来得及继续走向高峰，“她是艺术家中的烈士，艺术家中的人民英雄，这一点没有一个艺术家可以和她比。”
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在“文革”开始后，孙维世曾三次到她家。“第一次来，她说她天天劳动，扫地扫厕所。我们谈对‘文革’的不理解，对江青参政的不理解。第二次，她告诉我，她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偷偷溜出来的。她说，哥哥死了，我大惊。她说别人说他是自杀，她相信不会是自杀，一定是被害死的。我们非常悲痛。维世让我把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学习时，江青送的、签着‘蓝苹’名字的那张照片烧掉，她说万一被发现了就是反革命，闹不好就有杀身之祸。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维世敲开我家的门，我看见她戴着帽子，压得很低，还围着大围巾，进到我屋时，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看她这样我心疼极了。她说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你怎么办，你一个人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有任何把柄让他们抓。他们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没什么可说的，绝不会胡编乱咬。’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维世了，她被抓起来关进监狱，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而死。”
任均说，孙维世热爱艺术，她卓越的艺术才华、创作能力刚刚发挥就遇到了极“左”的年代，但她仍然坚持在夹缝中力求艺术的生存之地。“她死得太可惜了，至今每每念及我就控制不住泪水。”
来源：中国文化版
刘 淼
页:
[1]